评论：换个视角看扩大内需(丁元竹)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扩大内需一直是我国政府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手段，而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尽管如此，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200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06年我国经济工作的八大任务中，扩大国内需求依然被放在重要位置。

　　按照目前的流行分析方法，衡量我国国内需求的主要指标是消费率。从2002年至20

　　与此相对的是，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居民储蓄已超过14万亿元，按我国13亿人口来计算，目前我国人均存款已达到1.07万元。人们自然会问，在人均储蓄过万元的情况下，消费为何还连年走低，国内需求为何启动不起来？

　　扩大内需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为了有效实施这个战略，对于内需问题必须深入全面科学地进行研究。我们应当从更广泛意义上来理解国内需求。

　　一般来看，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就消费需求来看，国内需求实际上是包含国内居民基本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在内的所有需求。具体来说，需求是指人们在特定时段内通过一定价格购买或其他方式能够得到或希望得到的物品、服务或资源。这类需求通常由企业通过市场来提供，并服从市场需求法则。超出市场看，需求还包括人们对市场以外物品、服务或资源的需求，通常我们称为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

　　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岗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展，还包括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发布公共信息等。广义的公共服务中，市场也是消费者，它将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享受政府发布的公共信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发展的成果。公共服务通常由法律授权的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承担，其中政府是责无旁贷的公共服务提供主体。从市场经济发展史来看，发达国家政府职能演变的规律是，政府职能从以经济性服务为主，逐步扩展到以社会性公共服务为主。这也是为什么本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政府社会职能不断扩大，社会性公共财政支出不断增加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消费主体——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分配政策，把社会财富分享给全体社会成员，其中包括那些被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不利群体和边缘群体。一个社会只有让它的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合理地分享发展成果，这个社会的消费增长才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持续不断。当然，这个过程决不是仅仅靠市场来完成的，必须有政府积极和有限地参与。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需求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诸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换句话说，一方面，出现市场意义上的供给过剩，另一方面，更广泛意义上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究其深层原因，说明我们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中，还需要深刻认识国内需求的含义，也需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职能、社会组织的作用。

　　这就不能像以往那样仅仅立足并局限于市场内部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框架，单纯就市场论市场，以致缺乏对于内需不足问题的大框架分析。所谓大框架就是，在我国现阶段，面对扩大国内需求的瓶颈，必须认真思考这样几个问题：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费结构整体升级并呈多样性变化，我国国内需求内涵包括哪些？随着市场深度化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这些需求的主体又有哪些？这些服务主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角色来提供这些需求？另外，中国社会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扩大国内需求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涵，这就是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需求。不搞清这些问题，就不能真正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内需毕竟不是凭主观可以随意调控的，而必须是实实在在、具体翔实的国内需求。尤其不能把扩大内需简单地理解为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这方面我们得到的教训不算少，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目共睹。

　　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是由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所决定的。当然对此不能一概而论，消费能力本身又有其内部构成，包括基本消费能力和超值消费能力。基本消费能力是指一定社会经济水平下，社会成员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须具有的消费能力，如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基本消费能力应当包括基本衣食住行的消费，同时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就业、公共福利等。基本消费能力或者通过市场实现，在市场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可以由政府，或者政府通过特定政策、法规或契约促进企业或社会组织来实现。从关系上来说，最基本消费能力是消费能力的基础，人们只有具备最基本消费能力，才可能发展其他消费能力。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由市场决定的部分超值消费服务、物品和资源供给过剩，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这是我国目前内需不足问题的实质。经济学家樊纲指出，“随着市场的发展，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一定会变少，有可能是更多。企业的事情更多的由私人来管，政府退出了；但是公共部分，以前政府也没有很好地提供，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可能需要变得更大(甚至在GDP当中的比重也会加大)，因为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比如城市化建设，比如环保，比如说我们的公共教育，比如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上，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了问题的要害。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