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由繁及简 春节过得清闲

　　人们通常把春节说成是“过年”，把春节期间的访亲问友叫做“拜年”。据说年的正式称谓在周朝时出现，而正式将“年”定为岁之首是在汉朝。到了南朝，则开始有了关于年俗的记载。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和演变，拜年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风俗礼仪和交际手段，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拜年的形式现已有了很明显的改变，但是它所蕴涵的内在精神实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汕头市军休所所长李植雄长期在民政系统工作，与记者谈起过年特别是拜年形式的演变，如数家珍，感慨良多。

　　李植雄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过年，气氛比现在要浓，正月初一起个大早，找4个“大吉”（柑桔）放进口袋里，忙着外出登门给老辈和亲戚朋友拜年，大家互贺新年，互相交换“大吉”，结果绕了一大圈，到中午回家时口袋里依然是4个“大吉”。那时候过年到处杀鸡宰鹅，燃放鞭炮，我的家乡金砂乡一带还要请戏班唱戏，老人小孩早早就去占位子看大戏，到处热闹异常。那时候过年单位没发奖金，就发些粉丝、活鹅和香烟等年货。每逢春节前夕，我所在的秘书科不但要为全局的工作人员分发物资，还要骑着自行车上老领导家送东西，等到除夕夜回家“围炉”时，自家分发的活鹅还在嘎嘎叫。

　　节前辛苦，节日期间也不轻松。让李植雄印象深刻的是，除了给父母和亲友拜年外，参加工作后又要加上同事之间的拜年。几个同事约好时间，一起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走街串巷，登门说声“新年好”，谁的家里都挺热闹的，一班人进一班人出。八十年代送“大吉”的开始减少了，逐渐出现拿红包“压岁”，数额不大。进入九十年代，电话开始大量进入普通家庭，人们的拜年方式逐渐出现了变化，李植雄过年时除了与爱人和孩子到父母和岳父母家给至亲长辈拜年外，其他形式的拜年一律“免”了，都是通过打电话互道“新年快乐，万事胜意”。进入新世纪就更加简便了，手机可以发短信，老李与家人一起吃过团年饭，安坐客厅一边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实况，一边不时接短信、发短信，在接受别人良好祝愿的同时也祝福别人。现在过年，夫妻双方的父母家当然是必去的，其他亲朋好友之间基本上是发短信拜年。

　　李植雄认为，随着人们越来越讲究实际，现在过年确实比过去清闲多了，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还是不能丢。像现在市军休所安置的100余名军队离退休干部，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年轻时或为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或投身国防建设，现在一部分人的子女不在身边，难享天伦之乐。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安度晚年，体现在过年就是要做到有年味、人情味，春节前要接待有关部门对离退休干部的慰问，召开慰问大会和新春团拜会，安排好节日的物资供应，本月10日将按惯例召开军队离退休干部元宵集体祝寿会，这是整个迎春活动的最高潮。很多老同志都称赞军休所让他们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和浓烈的过年气氛。

　　本报记者王开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