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代际转移”如何破解？

　　文 单士兵等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日前在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的加重。而且，一个危险信号是：城市贫困将部分发生“代际转移”。

　　城市贫困的症结何在

　　当前我们城市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贫困群体，最大的原因与制度缺陷有关。比如，大量的城市居民被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抛向社会边缘之后，由于这些群体在就业、保险、培训、再教育等方面遭到了严重的排斥，由于没有基本社会保障，失业与贫困自然地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类似“制度性致贫”的问题。2月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而当前在城市同样有大量居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可见，由于在各种领域中存在太多不合理的制度，就人为地造成权利和机会不平等，由此形成极大的贫富差距，不断制造和加剧城市贫困。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曾说：“穷人贫穷并不仅是因为他们观念落后，而是一些政策性歧视造成的。”所以，我以为，当前必须从最大程度上避免反复出现“制造性致贫”的悲剧，及时有效地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纠偏”，并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和制度激励，来形成具体实惠的补偿和保障措施。江苏省淮安市单士兵

　　 城市贫困群体的“代际转移”，是有悖社会公正原则的，这种贫困的转移说明了代际之间的特权性。一个政府官员或者博士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政府公务人员或者大学生，而普通劳动者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普通劳动者，其实并不是他们的孩子本身有差距，而是因为前者在获取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资源方面，能够为后代提供后者所不具有的优势，前者的后代在机会占有方面以及社会优势占有方面，明显优于后者。这种财富的“代际转移”，其实是一种十分不公正的特权性的转移。

　　对此，数十名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些良方，如对贫困人口给予一定的保障，积极鼓励劳动者就业等。但笔者以为，在教育上首先实现机会平等更为重要。政府必须在教育上，更多地向弱势社会群体倾斜。那种“重点班”“重点学校”等制度，其实是加重了代际之间的特权和不平等。

　　因此，打破贫困的“代际转移”，教育制度首先就应当符合社会公正平等原则，惟有它才可以尽可能地摆脱前一代人在机会方面所造成的不公正影响，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河南教育报刊社郭加奇

　　 有专家认为解决城市贫困的问题要比农村脱贫还难。首先，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存在“增收和减负”的可能。其次，城市贫困家庭也很少有向其他城市转移的机会和能力。该专家虽没有道出问题的真正症结，但却道出了问题的突破口。

　　首先，城市贫困居民还正是存在着突出的“增收和减负”问题。只要我们的分配制度回归公正，城市贫困居民是增收有望的。至于减负方面，更大有潜力可挖。在现阶段，我们的一些基本社会保障措施不仅没有很好到位，有的在改革方向上甚至还有与社会保障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倾向。如果能够将这些本该主要由社会公共职能担负的负担卸掉其主要分量，贫困者就可以轻装上阵，在提高自己和再就业脱贫方面更有活力。

　　第二，不画地为牢，面向广阔的人力和资源市场寻求就业和创富的机会，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社会自然的生存之道。其中，它的前提应该是彻底打破户籍藩篱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解决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贫困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广东省广州市雍西武

　　 当前探寻城市贫困问题的破解之道，显得尤为迫切。可肯定的是，在给予贫困人口以一定保障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性地增加就业机会，始终还是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遵循的基本思路。

　　但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日前共同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城乡贫困人群中均有40%到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教育致贫”成了社会不得不直面的“羞辱”，而这无疑也给我们以另外的提示：当前社会上还存在着诸多使人们“致贫”、“返贫”的外部因素，而这些因素倘若不能被有效消除，所有减贫、扶贫的努力就都有可能被削减甚或冲抵掉。

　　因此，在我们积极思考并努力寻求解决方案时，始终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固然在于其本身缺乏知识和技能这种“内因”，但诸多“外因”或许更容易让其无可抗拒、一筹莫展。换句话说，其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其所需要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是造成其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而这又岂是单纯促进就业、给予一定生活保障所能解决得了的？山东省青岛市孙凤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