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对“农民学者”少一些社会赞许

　　永川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刘远书，花费近3年的时间，写成一篇关于地球自转、万有引力及地震等原因系列新解的科技论文，发表在全国性刊物《发现》上。为了搞研究、写论文，刘远书穷困潦倒，论文发表后，引得不少成功人士青睐。近日，刘远书将“出山”到一公司任职，继续用知识创造更大的价值。（重庆时报，2月5日）

　　其实，现实社会中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名人的农民并不鲜见。比如北京农民祝振起，

　　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社会对于“农民学者”的认识误区。比如说农民研究养鸡学、养猪学、养鸭学、种田学，即使经验纯熟，财源滚滚，几乎不会有人称其为“学者”。一个农民掌握了多种营生技能，种田的农民会木工活，做木工的农民会泥墙活，都不太可能被称为“学者”。能够被称为“学者”的，只有像刘远书、祝振起、舒作标一样，实现跨学科、跨专业大发展，在土地经营与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等学科研究之间进行身份转换，并且整出专著、论文等“成果”。这虽不是“农民学者”的评判标准，却无形地成为丈量“农民学者”才能的一秆标尺，不仅将“学者”的概念狭隘化，也扭变了农民行为的精神实质，即任何基于个人兴趣的专注与热情都值得尊重。

　　假如把刘远书、祝振起、舒作标当作“农民学者”，我们必然要问，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在哪里？身份转换所引起的示范效应与学科研究所蕴涵的学术价值之间，我们更应该注重哪一个呢？在他们的事迹报道中，社会的态度虽然不是鼓励农民不惜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转型进行学术研究，但他们的行为因为受到奖励，名气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好，这不难激发起农民寻求另类致富或成名途径的雄心。

　　关于“农民学者”的社会赞许，最大的问题是以道德同情代替理性认识。《文音解字》的成就是60万字，《生产力通史》的成就是10卷百万字，这对农民而言，固然难能可贵，理应受到社会的赞许。但我们既无法充分了解到他们究竟创新了多少知识，也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何在。既然是学术研究，我们必然要更加关注文本内容的学术价值，不应该仅仅对“农民学者”施与道德同情，还要从根本上考量这些研究著作与论文所包含的因子是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对“农民学者”少一些社会赞许，并不是对农民生活姿态多样化的否定。它主要是去引导农民群体不饱含热情地从事浪费生产，引导他们不以“农民学者”为最高荣誉，让其生活目标尽量地适于追求，让行为方式更加契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