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刮起“清欠风暴”

　　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6月30日，沪深两市仍有480家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问题，金额累计近480亿元，相当于去年上半年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一半。

　　管理层的决心和一线监管部门的行动，令“清欠”注定成为2006年中国股市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之一。

　　据新华社电 “欠债还钱”恐怕是连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可许多被大股东巨额占款的上市公司就是解不开这道题———追讨属于自己的资金为何成了一个“完不成的任务”？

　　去年年末，针对这一股市顽疾的“清欠运动”悄然启动。狗年新春刚过，这次运动演变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一场愈来愈猛烈的“风暴”。

　　现象 去年仍有480亿元占款

　　从当年的猴王，到近在眼前的科龙，许多曾经辉煌却最终破灭的股市“神话”背后，都有着上市公司被大股东占用大量资金甚至“掏空”的悲剧。一些上市公司则至今仍难逃充当“提款机”的厄运。

　　风险不言而喻。这或许正是管理层痛下决心打击“清欠”的根本原因。资料显示，2002年末，中国证监会曾对1175家上市公司进行了普查，发现半数以上存在大股东占款现象，总额高达967亿元。

　　此后几年，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这个数据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2003年为577亿元，2004年下降至509亿元。

　　尽管经过3年的整治，大股东肆意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仍未有根本好转。来自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6月30日，沪深两市仍有480家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问题，金额累计近480亿元，相当于去年上半年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一半。其中，108家公司占款金额高于1亿元，有6家公司超过了10亿元！

　　进展 近40上市公司公布清欠计划

　　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30日，三九医药被其控股股东三九药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占款高达37.86亿元。这家曾名噪一时的“明星”企业，在上市公司占款榜上充当了一次不光彩的“状元”。

　　去年11月“清欠运动”启动至今，已经有近40家上市公司相继公布了清欠计划和进展。例如被控股股东郑煤集团占用资金高达5.6亿元的G郑煤电，就在去年年末推出了“与股改方案结合，以定向回购方式解决大股东占款”的计划，并于当年12月28日实施完毕。而被控股股东占款3.32亿元的上海科技，也提出了关联企业归还资金或以资产作价抵偿欠款，并由控股股东提供附加担保，同时寻求战略投资者对关联企业注资等方案。

　　措施 上证所重拳促“清欠”

　　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议题正是酝酿已久的“清欠”问题。

　　第二天，一篇题为《节后首日上证所四措施促“清欠”》的报道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显著版面。

　　这四项措施包括：上证所上市公司部抽调专人成立“清欠”工作小组，集中处理共性问题和有关难题，并负责与各相关机构的沟通协调工作，提高“清欠”工作的效率；结合2005年年度报告披露和事后审核工作，逐一核对每家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数额，并与证监会各派出机构密切合作，确保“清欠”工作的准确性；在上证所外部网开辟“上市公司清欠”专栏，公开各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情况、清欠方案、时间安排和有关股东的承诺等信息，加强舆论监督；在主要证券媒体上以专栏形式，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向市场通报有关上市公司清欠方案的执行情况，清欠进度和力度与公司已披露的方案和时间安排等是否相符，有关股东是否切实履行了承诺等。

　　上证所上市部负责人表示，上证所的四项举措表明，“清欠”已经成为新一年度上证所的工作重点之一。

　　管理层的决心和一线监管部门的行动，令“清欠”注定成为2006年中国股市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之一。

　　根源 控股股东不当控制

　　在大股东的肆意侵占面前，上市公司为何显得如此软弱和无奈？

　　清华大学法学院曾在其一份研究报告中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侵占或挪用从属公司财产，是其滥用控制权行为的主要表现之一。“分析其制度根源，在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不当控制和支配”。

　　在管理层由大股东直接任命，甚至独立董事也由其指派的背景下，许多上市公司面对控股股东直接参与公司事务、最大限度地扩张领地的冲动，只有唯唯诺诺、听之任之。这也正是管理层三令五申，但占款顽疾仍难以根治的主要原因。

　　关注证券市场的人们似乎有更多的期待，因为在新修订的《公司法》总则中，他们看到了这样的字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北京大学法学院专家也提出过具体的建议：对于控股股东截留、挪用等故意侵犯从属公司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应界定为民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从属公司有权依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起诉控股股东，要求其返还财产或承担损害赔偿，并就特定情形追究相关负责人及组织的刑事责任。

　　控股股东利用隐形化的非公允关联交易对从属公司实施不利影响，必须负担补偿或赔偿责任；可以考虑用职务侵占罪、盗窃罪、挪用资金罪等罪名，或者修改、新增相关罪名追究控股股东刑事责任；对于大股东为了某种宣称为合法的目的而决定公司的重要行动，从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边际”案例，应引入股东之间的受信义务原则，允许少数股东请求法院确认相关决议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