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著作等身”背后的忧虑

　　我们忘却了生活的真谛，忘却了现实繁荣背后那些更为持久，因而对于可持续发展也更为重要的学术制度建设，而变得虚无浮华起来。

　　剑桥法律系宽敞明亮的教工休息室里，一排书架巍然耸立。书架上摆放的绝大部分是历年的法律报告，只是在最右边不足一米半宽的架子上，展示着本系教工的“科研成果”。如果从梅特兰开始算起，一百多年来这里教师的成果仅此一小架，委实不能算多。

　　这其中成果最多的要数我的导师现任唐宁讲习教授贝克爵士了，我数了一下共十种，但如果刨去他为塞尔登协会和内殿律师公会编校整理的六种历史文献，以及有关史料编辑方面的一些文章外，真正的著作不过区区四种———但这已经算高产的了。

　　每当看到这一架书，我都会想起目前国内的学术繁荣。如果在十多年前听人说“著作等身”，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今天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活生生的现实，而且是迅速蔓延的现实。

　　从网络上学者们的个人文集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很多人的简历下面都有一长串的作品。无论是已功成名就的教授博导，还是初出茅庐的学界新星，如果谁不在几年内有著作出版，好像就将被学术界所忘却。所以，很多人都要至少在几年内出一本书，更有甚者还有一年出几本书的，至于一年五六篇以上的文章就更不在话下，还有人更给自己定下了一年完成多少论文的指标。这真是一个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

　　在这股学术的洪流中，青年才俊们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众所周知，很多人在校就读期间就已有著作出版，而且经常是大部头，动辄以几十万字计；高校的青年教师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股洪流中来，并且迅速成为了浪尖上的弄潮儿。它给人的感觉是，除了少数老而弥坚、永葆青春的学者，当今出书的主力军都是30岁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我想，即使不做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的调研，单单是直觉就足以表明，当今我国学者的高产可能是任何一个科研大国所无法匹敌的。

　　但是，这种学术繁荣的背后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深深的忧虑：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何以就能够在知识积累的阶段就著述频出，而且很多还是体系建构性的？这些著述有多少是在真正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之上的创新，而不止是无谓的低水平重复？为什么学者们只有通过频繁出书，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本身就说明了书的质量）？即使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回答，即使所有的人都能就此达成一致，要改变这种状况却绝非易事。造成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我们的初衷，但我们每个人又都在推波助澜，人性恶和社会正常发展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在今天的学术界竟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由此，又返回到了我经常提及的主题：学术制度。我们处于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动中，一切都在迅速膨胀中，每一个人都要跟上现代化、全球化这趟飞驰的列车，否则便要为这个时代所淘汰。为了这场赛跑，我们不惜赌上自己所有的家当，落得个筋疲力尽，但颇为悲壮的是，我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赶上这趟车。于是，我们忘却了生活的真谛，忘却了现实繁荣背后那些更为持久，因而对于可持续发展也更为重要的学术制度建设，而变得虚无浮华起来。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子孙还不知道要重复我们的这种迷失多久才能真正醒悟。《金融时报》上一篇比较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效率的文章，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绝不止是经济界，学术界也到了应该认真反思自己制度建设的时候了。

　　所幸的是，一批早已解决职称等非学术问题（但对个人而言却非常重要）的中老年学者，已经开始在认认真真地进行纯学术活动。与青年学者们的浮躁不同，他们能够真正坐下来读书和研究。但颇为吊诡的是，此时他们的精力和进取心又无法和年轻人相比，于是，最终我们还是无法使有限的资源效益最大化，但谁又能说这不正是我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呢？

　　作者：李红海 剑桥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