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取奶票的艰辛故事

　　回首50前创业时的举步维艰，许多北京老奶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都重复着一句话———“痛并快乐着。”无论是面对最初破旧的牛场、恶劣的工作环境，还是“喝奶难

　　牛场又脏又臭瘟牛遍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位于北京南郊、北郊、西郊、双桥的奶牛畜牧养殖场里，连同瘸牛、瞎眼牛在内的奶牛总数也不过千余头。其中大部分还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布氏杆菌病、结核病，牛乳房炎、烂蹄症、肠结症等疾病像瘟疫一样在牛群中蔓延。

　　几座低矮的土墙，围不着奶牛瘦骨嶙峋的身躯。条件稍好一点的，牛群也只能住在几片茅棚内，夏天任雨淋，冬天顶雪花，黑黑的铁丝拧成的套锁穿鼻而过，把它们紧紧的拴死在石桩上。枯萎的野草、腐败的牛粪混合产生的气味，人们即使在距离牛场三五里外都能闻到。

　　当时的牛吃草、喝水全匍匐在一个个石制的槽子里，水是养牛工人从很远的地方用水车一步步推到牛场门口，再用水桶一担担地挑去灌入。在整个饲养过程中，最艰难的工作就是打草和饲料加工。工人们起五更、睡半夜，顶着星星干到凌晨，用镰刀把旷野荒郊稀疏的野草，一把把地打下、捆扎，背回饲料间，再用大铡刀一段一段地轧碎。由于当时的设备简陋以及缺少必要的劳动保护装置，这期间，竟有许多老工人的手指被铡刀切断，至今留下永远心痛的残疾。

　　南口牛场的老工人郑书义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曾经在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小屋内加工饲料，一干就是15年。每天的工作都伴着草末儿、灰尘和飞蝇，3米之外看不清人。喂牛用的豆饼，全凭他手抡5磅的大铁锤，一块一块地砸碎。

　　挤奶工就更辛苦了。一滴一滴的牛奶，全靠工人蹲在牛旁一下下地挤出来，挤到一个小水桶里，满后再倒入大奶桶。冬日里，天寒地冻，五个手指都攥不到一起。挤奶工们只能暂时用温水泡一下，等略微能伸展开了再去挤。几年下来，许多挤奶工都患上了腱鞘炎、风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而在挤奶过程中，被牛角顶着、牛蹄踢着更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事。有的挤奶工甚至由于被牛踢伤导致了终身残疾。

　　乳品加工厂就是小土作坊

　　奶挤出后，工人还要再赶着小驴车送到乳品加工厂。说是乳品加工厂，其实就是小土作坊。土灶大锅熬，就是当年乳品加工的全部工艺流程。工人要将近1000斤奶箱垛顺轨道推入蒸箱，蒸熟后再从蒸箱中拉出晾凉。工作中，蒸气熏、热气烤，工人们每每都会汗水浸透全身。

　　奶粉厂工人在实施从浓缩粉到喷粉的工序衔接时，由于没有奶泵，只能将很热的近100斤重的大奶桶抬到近四层楼高的奶塔上，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就连当时刷奶瓶所用的工具，都经历了从草根刷，到尼龙刷，再到管道无菌刷洗灌装“三个朝代”的变迁。

　　当时的奶制品储存，一直沿用的是明清老祖宗留传下来的土办法———冰镇。那时节，每个乳品厂都专门有一拨儿人，无论冬夏，辗转于安定门、德胜门、右安门一带的冰窖里，负责拉冰回来镇奶。

　　而送奶工人为了工作方便，硬是将自行车用铁管焊成加长加大型，车把比常规的长一倍，车身长三尺，层层布褡裢挂满车身前后和送奶工的身上，每个布褡裢上都有数十个口袋用来装牛奶。连瓶带奶，不算自行车就已重达80到120斤了。东四奶站的送奶工霍士昆，就曾创下了日送奶1080磅的纪录。送奶工根据每个人的“奶道”，每日凌晨从市区往返于石景山、大兴、房山、通县的订奶户家中，由于每个送奶工都有自己固定的送奶片，即便是病了也不能在家休息，哪怕请别人蹬车，自己在前方带路也必须要保证当日的送奶到户。

　　牛奶供应紧张成了奢侈品

　　虽然第一代北京奶业人尽了最大努力供应牛奶，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北京市场还是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喝奶难”的情况。一位北京奶业的老职工回忆说：“当时我就曾见到一位没有奶水的母亲，在经历了无数个彻夜排队却拿不到订奶卡的失望后，竟然在当街抱着孩子号啕大哭了起来。”有数据显示，尽管当时还叫北京市牛奶公司的三元集团生产的鲜牛奶以每年12％的幅度增长，但市场销售却以每年20％的速度激增。对于当时的北京市民来说，一杯牛奶是一种奢求。

　　1979年，在当时京城老百姓已拥有了粮票、肉票、油票、糕点票、鸡蛋票等五花八门的证卡时，北京市牛奶公司也被迫推出了红、蓝、白三种取奶票，以通过压缩营养奶，保证重点和限量供应的手段，缓解供求矛盾。婴儿用奶户发红票，凭医院的新生儿出生证明办理手续，且规定了两周岁以下的婴儿每日供奶一斤半，两周岁以上的每日一斤的标准量；重病人用奶户发放蓝票，凭医院的诊断证明，每日供应牛奶半斤；老年人订奶户发放白票，视当月奶源情况逐月确定供应天数和瓶数，一般情况也仅仅是月供20天，每日半斤。

　　与此同时，全北京停止了对冷饮和糕点制作行业的原料奶供应，甚至连老北京最喜欢吃的奶油冰棍、奶油蛋糕在市面上也成了稀罕物。本报记者左颖

　　网络编辑：李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