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
关注近期的新闻不难发现，一方面，在广西的一些地区，艾滋病疫苗的研制机构正在与当地疾控部门合作，进入艾滋病疫苗的Ⅱ期临床研究阶段。另一方面，我国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制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并且捷报频传。早在去年十一月，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项目经过短短128天就通过科技部课题验收，完成了疫苗的临床前研究。今年一月，经过相关机构审批，其人用禽流感疫苗进入I期临床研究阶段。一时间，关于我国在相关领域科研水平已与全球同步的报道铺天盖地，不绝于耳。相同的场景
在非典爆发后也发生过，当时研制非典疫苗的科研队伍格外庞大，最多时达到200多家，我国更是早在2003年底就在全球率先进入了非典疫苗的人体实验阶段，效率不可谓不高，但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受到了包括世卫专家的一些质疑，另一个实事是，当时号称三四个月内研制出非典疫苗的“专家”们现在也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了。
无论是从国家荣誉的角度还是出于丰厚的利润回报的考虑，疫苗研制的热潮都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关乎大众切身利益的根本就是疫苗是否安全有效。热问题更需要冷思考，撇开医学的角度，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看待我国当前的疫苗研制热潮，我们就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此一窝蜂的，并且常常是各自为战，缺乏相互协作且力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疫苗研制，能确保不出差错么？是否真的有点急功近利？
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论文造假事件应该给了我们一点启示，一个追求效率的社会与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用急功近利的心态搞科学研究，科学家就可能失去了审慎的态度，政府也忽略了必要的提问。据报道，我国目前的疫苗研制队伍多数是“欠债干活”，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不成功将无人埋单，这必然使科研人员在疫苗的研制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自由空间，而受到过多﹑过细的“规划”和“项目”的制约，并且往往忽略了对致病病毒的基础性的研究，当年洪涛院士有些过于草率的宣布“非典病原为衣原体”，结果落得个贻笑大方。而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不善于合作，虚报研究成果或者发表不负责任的评论的现象也早在非典疫苗研制早期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对此，有人归咎于我国目前的科研基金运作方式，有人抱怨于媒体的过度炒作……窃以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更深层次的是科研不得已而为公共卫生决策负责，结果导致一个不健康的科研心态问题。无论怎样，疫苗研究都应从更长远、更安全的角度去考虑，而不应急功近利，过多地考虑金钱和名誉的得失，否则，不负责任的成果就是在“草菅人命”！
2月9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的“禽流感疫苗研制过程全揭密”详细报道了植入禽流感疫苗的志愿者的状况，效果令人满意。但是，对于疫苗研发的艰巨性，我们应有着共同的认知，正如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田波院士所说：“一个科研成果，从最基础的研究开始，到最后变成商品产生效益，都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哪项成果是今天从实验室搞出来，明天就变成商品摆上货柜。人们应该有风险意识，有一些战略眼光，有一点‘超功利’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