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面对美方提出的涉嫌在中国贪污4.85亿美元公款，随后在中国香港、加拿大以及美国进行洗钱的指控，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前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以及许超凡之妻邝婉芳、许国俊之妻余英怡，在审前听证会上均称自己无罪。目前，四人处于保释状态（2月13日《重庆晚报》）。
近日来，就美方将要对许超凡、许国俊及其亲属提起诉讼一事，国内舆论多予以积
极评价，甚至有观点认为，“二许”所涉罪行与其同案犯余振东相似，希望“余振东遣返模式”能对“二许案”有所帮助，进而震慑中国在逃国外的四千余名贪官（2月10日《新京报》）。当年为了及早遣返余振东回国受审，中、美和余三方曾签订过一份协议，约定如余在国内被起诉，刑期不超过12年，且不会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能看得出，对于中国司法机关来说，“余振东模式”就意味着不得不对外逃贪官“高抬贵手”。然而，此前“两许”均拒绝协商遣返问题，如今又坚称自己“无罪”，看来“二许”及其同伙对这个“好处多多”的所谓“余振东模式”根本就不屑一顾。
“二许”为何对“余振东模式”不买账？从其主观方面分析，当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侥幸心理在作祟。余振东是中美建交25年来，“第一例”经过美国严格法律程序、并由美方押送至中国的重大经济嫌疑犯，而此次起诉“二许”，又是“两年后”中美两国司法领域就打击外逃贪官的“又一次重要合作”。可见在外逃贪官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中，“不幸”遭到遣返、起诉的“倒霉蛋”极其罕有。犯罪心理学告诉我们，贪官的侥幸心理与犯罪黑数的数量成正比例关系，犯罪黑数的数量越大，预期风险就越小，则犯罪的侥幸心理越强。既然被“遣返”的“风险”是如此“忽略不计”，“二许”也就不会打算主动“自缚于阵前”、缴械投降了。
再从客观方面分析，由于中美双方尚未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外逃贪官们被遣返回国，不得不采取一种国际引渡合作的“替代方式”，也就是美方将犯罪嫌疑人递解出境，中方将其接回。这就需要我们“配合”美国的主管机关以洗钱犯罪、违反移民法犯罪等理由，在当地对外逃贪官开展刑事追诉活动，以创造递解回国的条件。余振东被押解回国，便是按照这个“路线图”操作的。如此程序繁冗的、效率乏善可陈的“国际司法合作”，无疑会促使“二许”更加“信心爆棚”。
由此可见，许超凡、许国俊这些“家贼”跑出国门，留给我们的只是仰人鼻息的无奈和鞭长莫及的尴尬。看来，所谓的“余振东模式”连他的同伙都“震慑”不了，其他数千外逃贪官，又怎会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