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14万亿，不能硬赶出笼

　　在目前的舆论中，对居民储蓄高达14万亿似乎已有这样的共识:14万亿是一个过大的数字，是造成内需不足的直接原因，应当从笼子里赶出来。其实，这个似乎没有争议的问题，恰恰是需要讨论的。我曾经指出，要谨慎对待这14万亿，因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一味强调将这些钱赶出来，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概括地分析一下与上述所谓高储蓄相联系的一些社会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扩大内需问题的认识。

　　第一，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看不外两条:一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林毅夫曾指出，我国从1998年以来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二是从需求的角度看，则是需求明显不足。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农村市场启而不动。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物价低迷。

　　第二，是物价低迷与负担沉重并存。这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收入下降或是增长缓慢；另一种可能就是物价低迷的现象可能是假性的，即在统计上物价低迷的同时，生活中的物价是快速上升的。

　　第三，是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这来自两个重要的体制因素: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一个是垄断部门高企的物价。

　　第四，是高储蓄与高负债并存。对此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两点:一是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消费疲软”与“消费过度”并存的现象；二是储蓄和负债的主体可能会有很大的不重叠。

　　上面分析的“四个并存”现象，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启动内需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并存”现象告诉我们，现在的高储蓄和内需不足现象已经与20世纪80年代甚至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更需要汲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不能将启动内需的着力点更多放在通过削减福利、提高垄断行业价格来赶储蓄出笼上，而是要放在调整利益关系、增加国民当期收入和提高居民对未来稳定的预期上。特别是要看到，东亚一些国家也都经历了储蓄率由高变低的过程，其中经历经济起飞的第一代人有着更强的储蓄倾向，到第二代储蓄倾向就会弱化。因此，高储蓄的局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变化。到那时，如果没有利益关系的调整，没有国民收入的实质性增加，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将会带来另外一些严重的问题。(原载2月13日《经济观察报》，有删节)（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