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公案

　　◇张远山

　　在《被背叛的遗嘱》里，米兰•昆德拉指控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出版卡夫卡本人希望销毁的那些著作是一种背叛行为。他认为“布洛德创造了不服从亡友的可遵循的榜样；一个对于那些想超越作者最后意愿或泄露其最隐私的秘密的人们的裁判先例。”卡夫卡的另一位朋友雅努施的《卡夫卡对我说》为思考其中的是非提供了某种依据。当然《卡

　　我认为昆德拉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主张无条件地尊重作家本人的遗愿。由于昆德拉本人也是一位优秀作家，他比其他人更能够理解卡夫卡本人。但昆德拉的意见或任何人的意见无论多么合理，都是就学理立论。而雅努施的《卡夫卡对我说》却为我们判断昆德拉和布洛德谁更正确提供了直接的事实论据。卡夫卡本人明确表示过生活远比书和著作重要。他对雅努施说：“这是个错误。书代替不了世界。”这句话就像马克思的“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一样正确：重要的不是投身书籍，而是投身世界。卡夫卡又说：“我们比较容易从生活中制造出许多书，而从书里则引不出多少生活。”从书里引出的生活是注释，就像卡夫卡的书引出了卡夫卡学。很显然卡夫卡与时空远隔的钱钟书幽然心会：“一切显学皆俗学。”而昆德拉说：“卡夫卡学将卡夫卡一步步逐出美学领域。”

　　通过雅努施这本书，喜爱卡夫卡的中国读者能够欣喜地知道卡夫卡读过以下中国典籍的德译本：《论语》、《中庸》、《老子》、《列子》、《庄子》。卡夫卡与庄子天性亲近而对老子格外敬畏：“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却依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游戏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于是我就停止了玻璃球游戏。”其实卡夫卡还是从老子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至少从老子的“知止所以不殆”、“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的有关教导中学会了“停止游戏”。销毁遗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停止游戏。而布洛德是一个对自己的思想槽的深度过于自信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止游戏”，他走得太远，而不知道老子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就像爱克曼常常能启发歌德一样，雅努施作为卡夫卡的对话者也同样如此。我在此仅引用雅努施对卡夫卡讲的一个中国小故事，想必这也是中国读者更有兴趣的。雅努施这样对卡夫卡说：“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的中国小故事：‘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的痛苦。”卡夫卡问道：“那么欢乐呢？高声诉苦是否也会吵醒欢乐？”雅努施回答：“不会。欢乐耳朵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痛苦。”

　　如同出口转内销一样，我经常通过外国作家的转述才知道某些有关中国的故事或传说。这其实不奇怪，没有一个人对本国文化无所不知，正如我与外国友人谈他们本国的文化也常让他们诧异一样。通过外国人的陌生化目光，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看不到的东西。而如果那些关于中国的传说实际上并非产自中国，而是外国人的附会甚至创作（雅努施说的这个故事就令我疑心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那就更有意思了，我们从这种故事里看到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转述者自己对中国的理解，或误解。正如欢乐的隔壁是痛苦一样，理解的紧邻是误解：布洛德和昆德拉究竟谁更理解卡夫卡本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