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慈善”事业还需法律保障

　　本报记者 马述

　　我省慈善机构数量增长很快，目前省内已有22家慈善机构。但慈善资源仍很弱小，主动捐助善款的企业和企业界人士较少。现有法律的规定和操作已不适应慈善事业的发展

　　目前，随着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不断发生，以及需要救助群体的客观存在，慈善

　　募捐行为要规范

　　近日，哈尔滨市某慈善机构负责人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我省一个贫困的重病患者经新闻媒体报道后，社会各界纷纷捐款，但是全部善款都打到了该患者配偶的个人账户上，但这些捐款该如何使用，无人监管，引起一些捐款人的质疑。哈尔滨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张世彤发现，此类“贫病事件”发起捐助倡议时，很少主动寻求慈善机构配合，善款使用中是否公开、透明、合理，不违背捐赠人意愿的问题十分突出，他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国家和地方通过立法规范募捐行为。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省慈善机构数量增长很快，目前省内的22家慈善机构多在2000年以后成立，大多为社团组织。慈善事业虽发展较快，但远未实现良性循环，慈善资源的动员力量仍很弱小。

　　捐赠人方面，特别是企业界“先富起来”的一些群体缺乏社会责任感，对慈善捐赠反应冷淡。以哈尔滨市为例，该市少数主动捐助善款的企业中，几家外资企业竟成为亮点，相比之下哈尔滨市一些利润丰厚的企业显得黯然失色。

　　据哈尔滨市红十字会有关人士介绍，去年一年该红十字会接受本市社会各界的捐款仅为20万元，其中来自企业或企业界人士的捐赠比例很小。这与哈尔滨这个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现状很不相称。而按照国际通常的情形，富人和企业应该成为慈善捐款的主力军。目前我省慈善捐款的主力军不是富人，而是工薪族。据了解，去年省慈善总会接受社会捐款不足1000万元，其中90%左右的捐款来自中省直单位的工薪族。自然灾害或社会突发事件引发的募捐活动，通常依靠行政命令推行。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企业捐赠只能在年应纳税额3%以内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限制性规定，也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省内慈善界人士普遍认为，如今我省企业界人士不是捐多捐少的问题，而是捐与不捐的问题。通过慈善立法调整确立完善、统一的慈善税制很有必要。

　　善款运作应规范

　　参与国际善款发放工作的我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讲，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告知接受国际善款的农户吃过救济大米后，千万别扔米袋子，留作将来接受调查，这反映出，国际救援、慈善组织对善款的运作要求十分严格。

　　根据红十字国际联合会的善款发放规则，善款发放后，必须委托国际审计事务机构，对受赠国灾民接受慈善款物的情况进行审计。红十字国际联合会善款运作的规范性，以及对于慈善款物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我国政府及慈善机构借鉴。

　　与之相比，我国慈善机构的运作尚欠规范，缺乏公开度和透明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国家相关法规规定个人捐赠的善款，慈善机构应告知捐赠人善款去向，并免除相关的个人所得税，但现实中这些规定难以落实，在我省工作人员小赵去年响应单位号召，捐款4次。其中有两笔捐款他知道受赠群众所属的地区，还有一笔捐款仅知道受赠群体的类别（“灾区群众”），最后一笔捐款仅知道受赠对象为“困难群众”。至于由哪几家慈善机构来管理、运作以上捐款，以及是否免相关税款，小赵一无所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省内个别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对近年筹集的善款数字说不清楚。这些慈善机构的透明、公开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慈善界人士认为，慈善机构必须具备的特点之一就是善款管理、发放公开、透明。它包括定期地向社会公布善款的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特别是捐赠人监督，这方面问题亟须依法规范。

　　呼唤立法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早在1999年9月正式施行，但该法对于慈善机构的规定不细，操作性不强，并没有解决诸如慈善机构大多依附于政府机关，不能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善款运作不规范、不透明，慈善税制不合理，影响企业界的捐赠积极性等问题。

　　去年“两会”期间，“慈善立法”是代表和委员关心的热点问题，涉及此内容的人大建议有6件，人大议案有7件，政协提案有4件。据悉，民政部已经开始着手起草《慈善捐助管理条例》。

　　省内某慈善机构负责人认为，在全国性慈善立法出台之前，一些具备条件的省份，可先创立地方性法规，为全国性慈善立法摸索经验。

　　据了解，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正式颁布施行，这是全国惟一一部单为一个慈善机构制定的全国性法律。此外红十字会还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组织章程、会费收缴与管理办法、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条例等内部工作规则。中国红十字会整体运作相对规范。不过从筹集善款、慈善动员力量方面看，各地红十字会也参差不齐。比如哈尔滨市共有10多万红十字会会员，但是相当一部分会员个人和会员单位多年不愿履行会员义务，交纳会员费，法律在这些会员面前缺少强制力。

　　我省多家慈善机构负责人认为，慈善事业应视为社会保障事业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对于培养全民济困扶危的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意义。通过立法进一步规范慈善机构运作，赢得公众的信任，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呈现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