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老板开禁毒工厂 私企禁毒防艾步履艰难

　　3年以来，云南思茅市重生工厂经营得困难重重。为了养活这几百名“特殊”的工人，李继东的200多万元身家早在去年就坐吃山空。作为一名私营企业家，他似乎并没有义务来背这样沉重的一个社会包袱。走，还是不走，一直困扰着他。

　　200名“送不走”的工人

　　重生工厂位于思茅市一个叫石膏箐的小山村。青山绿水环绕的厂区内整洁安宁，不像戒毒康复社区，倒像个世外桃源。

　　整个厂区几乎都是由工人们亲手建造的，有棋牌室，宿舍，游戏室……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8间“夫妻房”，这与其他禁绝性关系的戒毒所迥然不同。

　　漂亮的女工小李告诉记者：“以前进强制戒毒所，我天天都想逃，逃回家就找毒品来吸。在东哥这里，门不锁，就是没人想走。接触不到毒品，没有歧视，还可以谈恋爱。”

　　小李说，工人们的生活很规律，早上6时起床整理内务，集体跑步4公里，集中吃早点，然后开始分工生产，中午12点吃午饭。下午劳动到13时，然后打篮球，18时吃晚饭，19时准时收看“新闻联播”，23时30分统一休息。

　　李继东告诉记者，厂里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宽中有严，但就是没有人想走。

　　李继东笑着说：很多人问过我，他们为什么不愿走。我想，简单说就是两个字吧：爱、怕。我关心他们，他们服我管。我是天生的霸王。

　　面临资金困难骑虎难下

　　每人生活费100元/月，节假日要派探亲车，加上一些中晚期艾滋病病人的医疗费，每月开支大约5万元。这让李继东捉襟见肘。2004年，他把厂里的大铁门和机器都拆掉称斤卖，卖了502元，买回150公斤大米，但第3天米就吃完了，他又把车上的备胎卖了300元钱，一天又撑过去了。他卖掉过3辆车，因为急等钱用，其中一辆就卖了9003元。有几次筹不到钱，他连儿子的储蓄罐都砸了。一个七八十公斤的硬汉，会为了钱在半夜里哭醒。

　　现在骑虎难下的李继东说，有时真不想做了，可是这么多随时可能复吸的戒毒者，不能让他们流散到社会上去。因为社会上对吸毒和艾滋病患者有成见，重生厂已经两年接不到工程了。还好我另外在澜沧还有个木材厂，可以用那个厂养这个厂。

　　当记者问：整天跟艾滋病感染者接触，有没有过“恐艾”心理？李继东回答说：实话告诉你，我到现在都不敢坐他们坐过的椅子。但是有时候去护理一些临终病人时，脓包清创，输液，你能想到的我都做了。当时不会想太多，回家才后怕。

　　一个私企富商，放着舒服日子不过，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民间禁毒路。究竟图个啥？

　　李继东说，两个字：人、命。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求生欲望就很强。有一次发病，我发誓说，如果这次没有死掉，以后要赚很多钱，去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父亲是缉毒民警，我从小就亲眼见过吸毒者一波一波的死掉。那种情景，我相信每个人都看不下去。

　　官方：模式正确，迈步艰难

　　作为云南唯一一家民间禁毒防艾机构，重生工厂的模式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可是它在经营上面临着重重困难。

　　据思茅市强制戒毒所所长杨明翔介绍，传统的强制戒毒所有一定弊端，有的人上午刚放出去，下午又被送进来，复吸率也一直居高不下。重生工厂的“集中，康复，生产”是个新模式，它开办后，思茅的犯罪率已经有了明显下降。

　　原思茅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包正国认为：“李继东的模式肯定是对的。”“非有偿戒毒”是重生工厂与其他戒毒所的最大区别，从厂长本人起就是无偿劳动。这种模式有三个优势：一，组织集中戒毒者和艾滋感染者，进行生产自救；二，能够稳定社会；三，切断戒毒者与毒友的联系，能够极大的控制复吸率。

　　包正国说：“我现在只是担心资金问题。政府补贴不一定很多，要坚持生产自救。另外，人员和资金要到位，做到帐目透明，向社会公开，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捐赠。”

　　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詹海峰表示，“重生”工厂是一个有优势的禁毒模式，但仍需要政府加强扶持，并从管理方面加以点拨。

　　对话民间私企禁毒第一人李继东

　　记者：办厂以来，遭遇过威胁和报复吗？

　　李继东（以下简称李）：太多了。我把吸毒者控制起来，等于把毒贩的饭碗给砸了。我算过一笔帐：我这里收纳了一些零星毒贩，每年可以有效控制18250克毒品，按200元1克算，我阻止了3650000万元流入毒贩手中。他们哪有不恨我的！接过很多恐吓电话，声称自己现在已经是不要命的人了，我说我早就是了。我不怕他。

　　记者：工厂内部呢，有没有人恨你？

　　李：一些感染者恨透了我（笑）。比如，他要恋爱，我就会去告诉女方他的病情。他要回家，我就要通知他的家人，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在艾滋病的问题上，生存权就是大于隐私权。我决不允许任何一个感染者去传染他人。

　　记者：也就是说，你认为应该把艾滋病病人都暴露出来？

　　李：我认识的感染者，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曾有过报复社会的心理，不暴露能行吗？对他们实行温和简单的隐私保护政策，我觉得太软。应该尽快出台监督机构，让公安部门介入，用强硬手段杜绝部分人恶意传播的可能性。

　　记者：对重生工厂，政府和一些民间机构都投入了大笔资金，也有一些空前的政策倾斜。他们如何确信你会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戒毒者身上？

　　李：举个例，市里去年拨给我们120万建房，全厂的茅草房就都翻成了砖房。每一分钱的去处，不但大家看得见，而且省里也会来专门审计。最重要的是，我可以问心无愧。

　　记者：有没有人怀疑过你的办厂动机，比如利用弱势人群赚取社会同情和政策优惠，为自己的企业牟利？

　　李：办厂以来，几百万老本全部吃光。说了你可能不信，我已经有两年半没买新袜子了。你来告诉我，我得到了什么利？对社会上的任何偏见，我不想解释。也许最干脆的解释就是———我疯了。

　　（据《春城晚报》报道）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