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贵的贷款催生负债的别墅

　　时报新闻眼椿桦

　　一个农民，如果想贷款搞农业生产或者经营点副业什么的，是件难事儿。但是，如果拿贷款建设富有小康社会特色的别墅，则会有人迫不及待地送钱上门。对这种古怪现象体会最深的，莫过于福建平和县西坑村的村民了：为树典型，坂仔镇政府“动员”村民举债数百万建别墅（新华社2月13日）。

　　按理说，贷款搞生产经营才是村民迈向小康生活的正道，负债建别墅恐怕只会离小康社会越来越远。显然，当地干部嫌农业生产步子太慢，即使有贷款支持，自己辛苦栽树却纳不了凉，只是让后来的官员捡了便宜。而许多百姓的生活成年累月地如一张尽露菜色营养不良的瘦脸，着实令人焦急，最终，他们还是决定拿出厚实的贷款来狠狠抽一抽这些瘦脸，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便应运而生了。

　　综观坂仔镇抽打穷困生活使其浮肿的诸多细节，笔者发现，当地政府自己才是真正患了浮肿病的病人。因为，享受“小康”之浮华的并非住进别墅的村民，而是政府官员自己。用方位区分法来衡量一下就清楚了：负债的村民向左，“政绩显著”的干部向右。这是一种新的“两极分化”，当村民为了偿还巨额贷款加利息，而不能正常支配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时，村民的贫困指数正在进一步地下降；与此同时，创造了“小康”的干部们则一直都在美滋滋地享受着记者采访、游客观光以及先进事迹报告，他们的升迁指数则因此而增加。

　　看来，做一个浮肿的病人在许多时候是有利可图的。因此，许多官场的浮肿病患者非常享受这样的浮肿，他们非但不愿意治疗，反而为了保持浮肿病的真实效果，时不时地会给自己的脸补充两下子。官员浮肿病的危害很大，它不但会传染，而且会使有奔头的人民生活变得消瘦。对于这样的病人，唯有强制性地送院治疗，可治疗的地点包括检察院和法院等，药方不妨这样配制：将村民的贫困指数作为干部降职的依据，按反比计量，村民负债越高，干部的级别就越低，直至削职为民为止。药引则采纳新的完善的纪检监察制度。

　　根治官员的浮肿，小康社会的浮肿便会不药而愈，这对于党和国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重大。

　　艺术加工别让人“断子绝孙”

　　文艺学有一个基本概念：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影视作品显得最为大胆，尤其是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如《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等，其情节十有八九都不可信。但这些历史题材涉及时间久远，通常来说，无人较真。在这种情况下，新版电影《霍元甲》因多处情节不实，霍家后人要求李连杰澄清（《新京报》2月14日）的新闻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了。将普通农民家庭说成名门望族，不理会霍家如今人丁兴旺的事实，而在片中说成“家门遭屠”，难怪霍家要愤愤不平了。可是，霍家人的强烈反应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同情，从网上看，许多网友认为霍元甲的后人是在炒作，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不等同于历史，不可当真。但霍家人的遭遇还是引起了笔者的同情：被人说成“灭门”，还不允许反抗，难道真的要让“断子绝孙”的谎言成为观众眼中的事实？

　　艺术作品固然允许不照搬现实，但艺术作品的功能是什么呢？同样引用文艺学的一般原则：传播知识、丰富精神生活。可是现在，一些影视剧戏说和篡改史实倒越来越有理了，这何谈传播知识啊？

　　“祖国的未来”看到各式各样被调戏的“历史”，会不会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样子呢？现在，连小说创作都具有较强的影射性，不久前，国内就有个作家被所谓的“小说原型”给告上了法庭。小说情节都是这样的可信，就别怪历史题材的影视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了。

　　在许多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影视剧所涉及的情节如果不真实，通常会在剧中注明是虚构的。但国内所谓的历史剧，即使是在指名道姓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任何说明，其目的无非是拿历史来哗众取宠，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其误导的后果不容小视。

　　拿《霍元甲》来说，编剧和导演只要接触一下霍家的后人，这诸多影片中的错误就可以避免。可是，主创人员却不愿意找他们，其原因或许正是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所说，“可能怕找到我们后，我们会提出一些要求，使他们在创作上会受到限制，在故事上伸展不开。”于是，闭门加工，置历史真相于不顾的电影上了银幕，于是，麻烦来了。

　　可是在笔者看来，霍元甲的农民出身非但不会降低电影的艺术性，反而会使人物形象不落入“黄飞鸿式”的俗套，霍家“满门遭屠”这类俗气的悲剧情节同样也不会增强电影的感染力。

　　现在，被指名道姓的霍元甲被电影给“断子绝孙”了，霍家人即使“懂”艺术，也不可能默认这个事实。可见，艺术加工手法不能盲目追求可塑性，而放弃人道主义的本质，它应当“温柔”些，不要太“残忍”，否则，艺术变成了伤害，就脱离了其最基本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