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与制度

　　据媒体报道：辽源市中心医院造成39人丧生的特大火灾事故11名相关责任人已被刑事拘留，其中该院院长张绍文、副院长李明明将因涉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失职罪被起诉。据国务院和吉林省调查组调查，该医院发生火灾后，有关人员把火灾情况向副院长李明明汇报，李明明竟称：“先不要报警，不然消防官兵来了，把医院弄一地水明天没法营业了。”正是由于这句话，使医院错过了及时报警的时间，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尚不知“有关人员”是一位还是多位，但按一般情理，想必被纳入了受刑事拘留的11名相关责任人之中。不妨用“事后诸葛亮”的方式重新演绎一下该事件：火灾发生后，“相关人员”无论是从对火灾严重后果的设想出发，还是从规避个人责任计议，于是作了另一种选择－－坚决不执行副院长的指示，迅速报警。若真这样，该事件肯定是另一种结局：大火及时被扑灭，无人员伤亡；当事人自己避免了刑事拘留；院长、副院长规避了失职的罪责。不知如今的院长、副院长对此作何感想，他们在追悔自己过失的同时，是不是在埋怨乃至怨恨“相关人员”：当时你们为何不反对我的错误指示？

　　由此联想到：在郑州某银行的企业文化表述中，有一种叫做“指示服从制度”的说法。可惜的是，在辽源市中心医院“有关人员”头脑中，这种意识实在太淡漠！

　　“指示服从制度”其实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命题。之所以深刻，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有关：中国人有着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和“人治”文化，其最大特点是“指示”高于制度。当历史演进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这种文化与现代社会主流已显得格格不入，按说应发生改变。然而，非但未变，反而愈加极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佐证。如今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在“转型期”，“转”些什么呢？如何摆正指示与制度的关系，毫无疑问是转型的重要内容。从这个特定角度看，转型已“转”了若干年，其实并没有多大改变。假如说希望尽快建立完善的制度、秩序，所表达的是社会公平的要求和广大百姓的利益需求；那么，希望“指示”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乃至依然凌驾于制度、秩序之上，表达的则是权力者的心理需求和权利者的利益需求。勿庸置疑，上述两种力量正处在一种“胶着”状态。否则，很多与社会公平、效率有关的基本法律、制度和秩序，例如社会矛盾十分激烈的医疗、教育等等，为何旷日持久地总是完善不起来甚至原地打转？

　　宏观的东西也许显得抽象和难以捉摸，而具体到一个企事业单位的微观层面，同样也存在着“指示”与“制度”两种力量的博弈与困惑。在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以及员工教育中，更多的都是强调“服从”。“服从”的只能是“指示”，而“遵守”的，才是制度与秩序。近几年被很多“老板”们看重并大力倡导的《没有任何借口》一书，其实也直接通向无条件地服从指示。如今大部分公立医院都在秉承“向钱看”的宗旨，故此，辽源市中心医院也可被视为企业，也应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也无法摆脱强调服从的文化窠臼。

　　文化总是建立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之上，作为包括辽源市中心医院“有关人员”在内的企事业单位员工，究竟是服从指示还是遵守制度的“成本收益率”高，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通过王雪原对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体制背景的披露，目前医院制度不健全、秩序混乱、院领导乃至科室主任权力过大、权力私有化的现状即可见一斑。甚至可以这样设想：假如辽源市中心医院火灾的“有关人员”当时不服从副院长“先不要报警”的指示而“擅自”报警，即使死人的事得于幸免，说不定他们今后的日子反而更不好过；而他们最终选择的是服从副院长指示，这很容易被包括政府官员、司法机关在内的很多人所“理解”、所同情，因此有可能被视为非主要责任人，虽暂时受一下刑事拘留，个人损失或许并不大。两相比较，能说其行为选择不“明智”么？

　　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述现状的改变其实并非没有途径，或者说，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愿为”。例如，假如辽源市中心医院“有关人员”独立地承担着包括《消防法》在内的一系列岗位责任，而服从副院长指示将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事后院领导利用个人权力保护服从者也几乎成为不可能，那么，他们定会作出新的选择；再例如，企业的会计人员必须独立承担包括《会计法》在内的一系列职业岗位责任，当他面对企业领导要求造假帐的“指示”时，很可能会选择抵制。

　　(稿源：红网)

　　(作者：刘以宾)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