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务员购买力不是公车改革的必要前提

　　⊙赵志疆

　　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近日指出，“公车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任建明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在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的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任教授此番话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因为中国的很多公务员还买不起私车，所以他们才会滥用公车，所以要让他们都能够买得起私车。早在公车改革之初，类似的“高薪养廉”观点就屡屡被人提及，与任教授的境遇相仿，这些论调也都遭致了不少抨击。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高薪”确实能够“养廉”，对公务员这样一个特殊职业予以特殊的薪酬，应该是可以被理解和接纳的。但是“高薪养廉”这个命题一直饱受争议的原因就在于，相当一部分人都在谨慎地怀疑，“高薪”是否真能“养廉”？

　　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在权力问题上，不要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公车滥用的实质是公务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不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权力寻租，更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要想彻底根除这种行为，需要的是各界的监督以及制度的严惩；需要的是用法律的锁链锁住那些肆无忌惮的车轮，而不是人手一部私车来冲抵对公车所造成的压力。如果没有了这些必要的前提，可以断言，即使所有的公务员都能买得起私车，依然难免会有人身不由己地去打公车的主意。

　　防止公车私用是公车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货币化改革只是为了补贴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与公务员是否买得起私车并无必然联系。如果硬要把提高公务员工资作为货币化改革的一种“配套设施”，难免会让人怀疑，这样的改革是不是又在为公务员变相谋取着福利。不滥用公车谋一己之私，这是公务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本的要求，。

　　公务员购买私车不是问题，问题是购车款不应该来源于不滥用公车的奖励；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工资改革不应该脱离当前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如果真的到了“汽车时代”，我想问的是，能够买得起私车的普通老百姓究竟能有几人？如果纵横驰骋的都是公务人员的私车，这恐怕是比公车滥用本身更加容易引起不良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