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的财政勒索意味

　　清华大学教授任建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公车私用和长期以来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制度不合理有很大关系。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要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大部分分析都入情入理，就最后一句捅了民怨的马蜂窝。（2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在“治理公车私用”的访谈语境中说这样的话确实不合适，有一种与纳税人交换条件的勒索意味：只有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公务员才不会滥用公车。试想一下，公众所以敦促治理滥用公车，正是出于约束和节省公共财政，以“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来治理滥用，财政岂不要放更多的血？那还不如就让他们滥用公车呢！

　　当下诸种改革中流行的“赎买式改革”：为减小改革阻力，用货币购买官员占有的一些非正当福利，如廉政奖金、公车补贴等等，正是一种“财政勒索”。

　　当然了，如果公权能受到民权的制度性约束，公众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公务员的，不会眼红自己的“公仆”能体面地拥有私家车。我们的公众所以对这句话异常反感，主要在于这句话触到了自身权利贫困的痛处：纳税人连自己公务员的家底都不知道，也无从监督，凭什么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一个起码的制度前提是，公众要能知道公务员的财产有多少，才能准确地衡量“买得起”，判断他能不能买得起私家车，不然的话，对公务员财产一无所知，如何进行判断；让公务员自己说吗？中国人的性格是内敛的，官员在家产上更是内敛，即使早就买得起了，为获得更多的财政同情，也会说自己买不起，这样，“买得起私车”会成为一个无底洞。也就是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官员向社会公布自己的财产应成为“买得起私车”的制度前提。

　　实际上，舆论早就呼吁官员公布财产，而这个群体一直以“属于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公布，新实施的《公务员法》也因此回避了这个制度。试问，不向纳税人交出家底，如何有资格向纳税人提出“买得起私车”的要求？

　　另一方面，中国尚未富裕到绝大多数人都有私车的程度，普通公务员的生活水平是不能超越大众平均水平的。那么，公务员通过薪水拥有私车应该是一种带有奖赏意味的事，只有那些认真为公众服务的公务员，公众才会奖励他“让他的收入能买得起私车”。如果服务没做好，比如自己职责内的政策服务让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这些部门的公务员有什么脸向纳税人和公共财政要求“让自己买得起私车”？他们应该向那些因自己的“服务”而暴富的药商、房地产商要私家车和别墅。（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