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管理公共事务要勇于面对麻烦

　　今年新春，北京市烟花爆竹燃放“禁改限”政策收效良好：既未引发重大火灾，也未出现伤害事故。上述结果一经公布，公众欣然，普遍认为这一政策不仅体现了对于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的尊重，也折射了政府执政理念的变迁。

　　燃放烟花爆竹一禁一限，天壤之别。禁放政策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烟花爆竹颇多安全隐患，要管理到位，消除隐患，需要投入巨量的管理成本。事涉生命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但问题在于，禁放政策虽然节省了政府成本，却不免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新春时节燃放烟花爆竹是千年民俗，深入人心。一刀切的禁放政策，则使得传统节日味道越来越淡，不仅令传统节日日渐式微，阻碍了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复兴，而且使得辛劳了整整一年的公众，其新春时节的快乐感和幸福感大打折扣。

　　其实，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本来就不应该怕麻烦。从一定角度讲，公共事务就是麻烦的同义词。如果事情不麻烦，公民自己就能直接处理，那又何须劳烦政府。社会越发展，分工就越细，公民不能直接处理的公共事务或者麻烦事就越多，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就越大，因此需要一个公共政府提供专业的公共服务。以尽可能专业的公共服务保障公众权利的行使，保障公众快乐和幸福的涌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禁改限”令人鼓舞。这表明身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开始摒弃怕麻烦的传统思维，开始培养新思维、建立新习惯———公众权利以及关于权利的表达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制定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座标。而“禁改限”未致大患，则是公众对政府善意的回报。政府充分保障公众权利，并为公众权利的行使尽心竭力地提供服务，公众就不难理解政府，不难尊重政府的合理要求。政府与公众之间就容易达成良性互动，容易形成默契。政府的管理成本因此会减至最轻，而效果臻于最善。

　　但倘若求全责备，“禁改限”也不是没有改进空间。作为“禁改限”的配套措施，北京市烟花爆竹销售实施专卖。客观讲，对事关公众安全的危险品销售进行管制，不仅必须而且正确，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管制，问题在于如何管制。烟花爆竹销售过程中，政府管制的目标只应该是产品及其安全性。而指定销售商进行分销的方式，逻辑上未必必然使产品安全得到保障，却必然地带来市场垄断，以致北京市民普遍觉得今年烟花爆竹价格过高。

　　公众抱怨烟花爆竹价格过高之时，应是政府重新考虑制度设计之际。我们建议，改临时的专卖制度为长期的专营体系，将烟花爆竹的批发销售当作一项公共资源，设定必要、合理的专营牌照数量予以公开拍卖，零售市场则不妨放开。这样既可保证安全管制的到位，又可保障竞争机制不受损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日益完善的进程中，必须防止管制思维借尸还魂。

　　总之，“禁改限”虽有微瑕，仍不失为一项善政，善就善在政府为了保障公众权利而不惜麻烦自己，善就善在政府不怕麻烦反而麻烦越少。举一反三，一些地方麻烦多多，根子不就在因为怕麻烦搞一刀切吗？这样做表面看起来省事，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民心成本，给未来埋下了隐患。越怕麻烦，反而可能麻烦越多。政府必须不怕麻烦，夕惕若厉、终日乾乾，在繁杂的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慎思、笃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锻炼行政能力、提升行政经验，尽早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型。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