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和资助慰安妇:不应是一个人的"战斗"

　　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14年。寻找“慰安妇”，尽管做了长期调查的思想准备，但艰难程度还是使我几次望而却步。我们曾得知上海有一个“慰安妇”尚在人间，但想了很多方

　　我们很理解她的心情，做过“慰安妇”的女子要么终生不嫁，要么嫁人后受到丈夫的毒打、子孙的欺凌。老太太不愿公开，很大原因是子女不支持。我的调查经验是：有亲生儿女的阻力大，是养子养女的好一些。我聘请的调查员曾被老人的后代打出门：“没这样的事，滚！”

　　我独自调查了两三年后，已感力不从心。遍及20来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靠我一人挖掘，纵使把命搭上，又能采访几人？1996年，我的妻子陈丽菲介入了我的工作。她知道，女人调查女人的事，似乎方便些。1999年3月成立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之后，我在各地聘请了60位调查员，但广西、湖南、河南、辽宁、内蒙古仍是空白。而头等重要的工作是，消除“慰安妇”的耻辱感，次之才是如被抓时间、受害细节、出逃抓回经历、婚姻和生活状况等。方法是把口述实录和查阅县志、日伪占领时期档案、文史资料结合考证，最好有女同志陪同。我对调查员的要求是“孤证不立，旁证证之”———尽可能对受害者进行录音、录像。她们的证言因为涉及到性侵害，所以想晚一些时间把它公布出来。

　　我们对中国“慰安妇”的调查已经进行了13年，调查了20来个省、市、自治区。目前有名有姓、开了口的“慰安妇”100多人，没开口的应该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但是随着岁月的过去，现在我们找到的幸存者当中，大部分已经离开了人世。现在仍然健在并且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只有48名原“慰安妇”。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感觉时间很紧迫。试想，这些受害者早年身体受过创伤，晚年境遇不妙，八九十岁的人了，还可活多久？主证和旁证每时每刻都在消亡。史留留，我采访了多次的历史证人，当我再一次去他家取证时，史家堂屋里挂的是他的遗像。“慰安妇”幸存者更如风前烛，我在与她们告别时，便已做好不能再见的准备。10多年间，我经历了几十位老人被电话告知“走了”的消息，留给我的只有悲伤遗憾。

　　刚开始时，“慰安妇”问题是我学术上的研究对象———一个课题而已。但这个伤痕被揭开以后，我看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触目惊心。我希望国家对这些饱受磨难的老人，应该有制度性的保护与帮助。首先，应该马上确认受害者，然后给予受害者一个制度上的援助，来改善她们的生活。不仅是一般生活费，我想最低生活费应该保证她们；其次，还有医药健康上的援助；也可以资助她们去打官司，去争取她们应得的权益。此外，应该有一个国家性重大调查项目，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批人证，随着时间流逝，正在快速消失；而且，她们不仅仅是人证，她们首先是人，是我们民族的一分子，是我们的前辈。

　　苏智良的一封公开信

　　作为正在消失的“活历史”，她们的境遇理应引起13亿国人的关注

　　48名幸存者在困境中期待

　　慰安妇正消失在历史中

　　岁末年初，不断地接到原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电话和来信，有武汉的、孝感的、海南的、山西的，还有黑龙江的，这使我们的心头格外沉重。

　　手头的这封信，是一位受害者的儿子写的。他在信的上端写了三个大字“心内话”，信里写道：“想起我母受日本军官所迫害的事情，想起我母所受的一切迫害，我们作为儿子的泪水流如大海……”“解放后我母已成为大姑娘，嫁给了年迈的父亲，而父亲又过早地去世，留下长年生病的母亲和姐弟6人，我们相依为命，为了生计，我兄弟姐妹各奔生路，可是我们命运不好，不管如何做，都解决不了家庭的困景(境)，就连母亲居住的房子还属原始的小室。我们儿子实在对不起母爱啊……天下为人父母心，本来我母不为人知的耻事，只要不为人知，我们艰(甘)愿吃苦，安好老人家晚年，而今搞得人人该(皆)知，次(试)问：我们如何做人？今后我们的子女如何取(娶)嫁？而今母亲又常生病，真是雪上加霜，有苦难言啊！”

　　在14年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慰安所之多，受害者之众，远远超出研究者的预想。目前仅上海可以确认的慰安所就有156个。有的日军慰安所为了惩戒受害者，竟将“慰安妇”杀了让其他受害者吃人肉。这些受害者大部分在战争时期死去或下落不明，我们调查后能确认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她们担负着沉重的个人和民族的历史，正在迅速地消失中。

　　四大困境

　　目前，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所知晓的“慰安妇”幸存者只有48人了，她们生活在北京、海南、山西、黑龙江、河北、湖北、湖南、浙江和上海等地。但是，在她们的后面，还存在着不知倍数几何的同类，幸存者的生活状态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孤、老、病、贫。

　　孤，是由于受日军迫害的经历，她们中的很多人不能生育，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也永远地失去了做女性的幸福。她们中的许多人为了生活下去，不断地被从这个地方嫁到那个地方，为人维持家庭。有的与养子养女生活在一起，但苦难的经历，孤愤耻辱的心情，使她们难以与人沟通；有的为养子女甚至亲生子女所疏离，在老伴离世后，只能孤苦伶仃地了此残生。极少人好不容易才拥有完整家庭，她们及她们的后代，怎么能承受再三不休的好事追问与渲染？

　　老，她们早已失去劳动能力，年老体衰，年龄基本都到了80岁，年长的超过90岁。所有的受害者中，目前只有一位在黑龙江某地的大娘，在当地政府的照顾下进入了养老院。

　　病，她们无一例外，满身是病，几乎都有严重的妇女病，有的甚至终身带尿布。不少的受害者，被日本兵打断胳膊，打折了腿，打伤了腰，打坏了头；有的因日军的摧残，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时时发作。到了晚年，这些伤病缠身，可是，没有钱去好好治疗，有的人只能在病痛中一夜一夜地煎熬到天明。

　　贫，我们所知的受害者，在城市里的除极少数有微薄的退休金外，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生活来源，靠后辈供养，而很多后辈都已经下岗或退休在家；在农村地区，生活质量更差。

　　她们的坚持是正义的象征

　　自2000年以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与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合作，每月援助她们每人100元人民币，以维持生活。有特殊和突然困难的，再视财力给予个别支助。这项援助计划，曾资助了百余位受害者。

　　尽管如此的贫困，如此的不幸，中国大陆这些可敬的受害者们，没有一人申请领取日本亚洲妇女基金。她们和世界各地的受害者们一样，强烈要求以正义的途径，让日本政府承认侵略和迫害的罪行，向她们这些受害者谢罪，恢复她们的清白和名誉，并予以赔偿。尽管艰难，尽管无望，但她们以老病之身坚持到现在。她们的坚持，其意义当然已经超越了个人，而具有人类道义的象征。

　　6年过去了，当年的百余人只剩下48人，但这项援助仍然开展得十分艰难。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是一个由优秀的爱国华侨组成的非赢利团体，在抗战研究上开展了多项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他们的经济也颇为拮据。

　　大陆也有热心人在关心这些老人。但是，在2004年及此前，我们所收到的国内援助费用非常之少。2005年随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的展开，捐款明显增加。2005年我们收到的最多的国内捐款，是来自家住上海市浦东大道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共计15000元；我们收到最大的海外个人捐款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上海人吕建琳女士，三年前后共计30000元。

　　我们希望有能力的个人和团体，主持公义的媒介，请伸出援手，给这些饱经沧桑、风烛残年的受害者以温暖和支持。我们希望从2006年起，援助费用至少能提高到每人每月200元，并且以后能逐步增加。

　　我们相信，13亿中国人，能够保护好48个历史的证人，我们的前辈，我们受尽苦难的同胞。她们的健在，是那段民族灾难、国家耻辱的见证，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罪行的见证。

　　历史研究人员估计，日本军队在二战前与二战期间在亚洲地区强征的慰安妇多达20万人———包括中国、韩国、朝鲜及菲律宾等国家的公民，而幸存的受害者如今大都年过古稀。为淡化慰安妇问题，日本右翼政客甚至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将“慰安妇”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1995年，日本政府曾设立一个私人基金，向慰安妇受害者提供一定数额的赔偿，希望以此让受害者“封口”，但遭到各地受害者严词拒绝。慰安妇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光明正大地“支付法律赔偿”，在更多人离世之前，还她们以公正。

　　200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6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当年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在亚洲多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再次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还战争受害者迟迟不来的正义。

　　(据新华社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