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囚徒剃光头，在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狱政部门一向以为，这是他们当然的权力。即便囚犯自己，何尝不以为这是罪有应得？但行政强制法一旦颁行，此举就大可生疑了。假如某天，一位先知型的囚犯，顶着一颗亮闪闪的光头，翻眼问道:诸位是根据哪部法律，将我剃成光头的呢？我不知，狱政部门将如何作答，因为行政强制法的一个原则是:强制法定。法律虽然授权狱政部门限制囚犯的人身自由，但并未授权他们在囚犯的头顶上做文章。法律并未限制囚徒们选择发型的自由！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在头发上做文章，并非今人的创造。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即在全国推行满式发辫。在汉人看来，额前刮得闪亮，脑后拖着一根长长的发辫，实在令人气闷。不满与不服的人们，想来不少。清朝统治者为了推行发辫治国的政策，将发辫的有无，上升到关系政权存亡的政治高度，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发型不再被视为个人的偏好，而被看作是一种政治信号。头发的有无，作为一种政治表态而存在，因毛发而丢了项上人头的大有人在。
在我们今人看来，清政府此举，简直不可理喻。头发的长短，既无关经济增长，也无关社会发展，何以他们如此与头发较劲，对头发呈狠？症结确实在于政治较量。在帝国政权看来，君王与臣民的关系，是主奴关系。奴才随主，理所当然。奴才的身家性命都属主人所有，主人决定奴才的发型又有什么可以疑异的呢？我们在此看到，头发的长短看似表面文章，文章下面汹涌的是“服还是不服”的政治判断。在头发问题上不服，就是在主奴关系上不服，就是在造反。正是因为清政权将头发的长短上升为政治问题，所以，革命党自然也就要抓住“头发”这根阶级斗争的弦。阿Q在未庄，将发辫盘在了头顶，声称自己要革命了，要造反了。鲁迅在日本剃了一个平头，意味着与清政权的决绝。
从辛亥革命至今几近百年，头发的政治重要性早已今非昔比。人民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发型了，但头发领域里的政治遗毒并未完全肃清。某些中学，不让女生留长发；监狱给囚犯剃光头，都是具体而微的表征。它背后反映的仍然是千年不变的主题，这就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绝对主权，反映的是管理者对个人私权的干涉。在没有法律根据时，强行给囚犯剃光头，意味着狱政部门可以在没有法律根据的前提下，决定囚犯的个人生活方式。既然狱政部门没有法律根据，可以在犯人的头发上做文章，逻辑推演，当然就可以在囚犯的其他问题上做文章。入狱不仅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而且意味着个人主权的丧失。而行政强制法所奉行的原则恰恰是强制法定原则。这意味着除非法律有明确授权，否则狱政部门不得在犯人的发型上做文章，也不得在犯人的其他个人生活问题上做文章。不难看出，行政强制法一旦推行，对我们狱政部门将是重要的考验。我们同样不难看出，囚徒头发的有无，也是对行政强制法的检验。在中国的当下，并非所有的囚徒皆必须剃光头。人们屡见不鲜的是，一些要人，虽然身犯重罪，但出庭时依然发型依旧，风采依然，而一些寂寂无名的犯罪分子，就在所难逃了。
头发的长短，看来是形式问题，但实质是人治与法治的较量，是法治与人治的试金石。囚徒的头发，检验着法治的真实与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