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欣慰，我是时评人

　　几年前，在一位朋友的影响下，我走入了时评人的队伍。去年，由于工作上的一些原因，我有大半年的时间搁下了手中的笔。但是，无论看报纸，还是上网，我都会下意识地浏览一下时评版面或网页。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对时评有这样一种挂念。今年年后，我终于又一次坐在了电脑前，以屏幕为纸，以键盘为笔，重新开始表达我对世界、对时事的看法。尽管自己不长，但我重新拾回了那份作为时评人的欣慰。

　　我对娱乐方面的东西没有太多的偏爱，所以陈凯歌导演指责胡戈侵犯版权的新闻，起初并没有给我留下印象。但是，这件事在网络和媒体上越说越热，有支持胡戈的，有支持陈凯歌的，并且讨论逐渐上升到版权、多数人暴力等法律、社会问题的层面。作为时评人不能不关注这样的话题，在研读了相关新闻和法律条文之后，我发现这场到当时为止，还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作为导演的陈凯歌具不具备起诉胡戈的法律资格？

　　事实上，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得非常明确，电影的版权由制片者享有，导演并不享有影片的版权。也就是说，陈凯歌无权起诉胡戈侵犯其著作权。我将这种观点写成时评发表后，第二天当事人胡戈通过媒体指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为此欣慰，并不是因为当事人的观点与我一致而沾沾自喜，而是因为通过这件事，说明通过时评这个载体，一个公民拥有了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的途径和舞台。

　　更深层次的欣慰，还来自作为时评人，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得到有关方面的回应。我一向看不习惯媒体对“买身”救父母亲人之类新闻的炒作，日前看到一家媒体又登出了以“卖身”为标题的新闻。说的是一位女研究生的父亲生病无钱医治，女研究生通过这家媒体向社会求助，表示“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偿还这份恩情”。媒体就此无中生有以“卖身”为标榜，实在有违职业道德。

　　我因此写下了短文《讲道德的媒体别炒作“卖身救某”》，第二天我注意到，后续报道中没有了“买身”字眼，标题以“女研究生救父引起关注”之类为多。还有的媒体纠正了先前的说法，明确指出女研究生“愿意用一生的时间通过工作来偿还恩情”，进一步消除了可能产生的误解。媒体的这些反应让我真的倍感欣慰，作为普通公民，自己的意见不仅得到了表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社会有益的效果，我自认为有理由欣慰。

　　当然，我自己的例子说服力还不够强大。重写时评的这些天，我注意到更多的有力的时评，正在以舆论的力量影响着社会乃至政府部门。关于“娱乐场所营业时间”的讨论，迅速地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回应和答疑。时评关于医改的批评，让主管部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等等这些例子都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时评正在成为影响舆论的重要力量，时评人应该为此欣慰。

　　当然，我也觉得，说时评一定能改变什么，或者时评人能够引导舆论走向，这些话都还具有太多夸大的成分。时评可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但无法决定对世界的看法，这与时评本身作为“声音广场”的定位有关，也与时评人目前的素质有关。从这一点说，在欣慰的同时，时评人应当付出更多的努力。

　　(稿源：红网)

　　(作者：周之南)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