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现“临工集团”

　　一天，广东省东莞市某服装厂的向老板接到一个新订单。这是个新客户，要求加工某品牌的裙子，难度比较大，而且活儿要得很急，当然，利润也可观。

　　让向老板头疼的是，他们厂已经半年多没有招到合适的新工人了。最近赶工赶得紧，现有的工人累病了不少，再要求他们加班很可能出大问题。

　　向老板盘算了一下，拨通了曾在厂里工作过的工人阿俊的电话，求他帮个忙。“行，没问题，放心吧。”阿俊满口答应。

　　没过多久，阿俊顺利地联系到了30个“兄弟姐妹”。

　　半个月后，这批货顺利完工。阿俊和30名“兄弟姐妹”拿着刚领到的工钱从厂里走了出来。阿俊又开始忙着联络其他老板，看看有没有做不完的订单，有没有因为赶工需要而临时增加工人的打算。

　　在珠三角，服装业内部管这些因为赶工需要被厂家临时雇用的工人叫“临工”。阿俊是一群“临工”的负责人，叫“临工头儿”。一个“临工头儿”和他所能调遣得动的“临工”们就组成了一个“专业临工集团”。

　　“临工”往往都是熟练工，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干起活儿来速度快，质量也不错——这是他们的“法宝”。

　　当临工——工人有了选择权

　　“临工”产生于珠三角的订单工业。订单工业的特点是淡旺季明显：赶上淡季，厂子里的工人没活儿干；到了旺季，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又不够——在这种情形之下，聘用“临工”，支付给他们更多的薪水，对不少老板来说是笔划算的买卖。

　　在“专业临工集团”产生之前，一些“想多赚点钱”的熟练工从工厂里出来，开始在市场上单打独斗。阿俊的第一次“临工”经历，让他拿到了比在厂里高出一倍的工资。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条更有效的致富路。

　　在无数个“阿俊”反复实践这种行为的过程中，“临工”出现了。当他们向自己的老乡、旧工友传播这种经验，并带动他们一起“出来干”的过程中，“专业临工集团”的组织形态逐渐清晰。

　　对于工人来说，当“临工”让他们第一次有了选择权，可以根据身体状况和心情来决定接不接这批活儿。

　　做“临工”的另一个好处是，工资有保障，干完一批活儿马上就可以拿到工资。而原先在工厂里，老板们为防止工人辞工，往往要压3个月工资，东扣西扣就没剩多少了。

　　学手艺——工厂成了“临工”训练场

　　做“临工”讲究资格。手艺好、技术全、不惹事，都是坐稳、做好“临工”的前提。于是，在“临工模式”的引诱下，尚在工厂里干活的生手为了这一资格不断努力着。

　　“给一家工厂做工，只能对这一个厂的货比较了解。如果要跳到别的厂去，货不同，技术肯定就不行了。所以，一般的初学工，只要学到一点儿技术，就会跳出来，去别的厂练。这样连续跳几次，熟悉了各种各样的货，出来就可以当师傅了。这时候拿的工资比一般工人要高出30～40％。”一名“临工”讲述了这一模式的“秘密”。

　　在这种思路下，新鲜的“临工”源源不断，直接后果就是珠三角地区工人的大规模频繁流动。工厂由此变成了“临工”的训练场。

　　谋权益——“临工头儿”平衡劳资方

　　组织化的同时，“临工集团”成员的收入也逐渐制度化。

　　“临工”的工资通常是本厂工人的两倍，最多能达到10元／小时。“临工头儿”从工钱中抽取7～10％的提成。工价和提成都是“临工头儿”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工价要比工厂工资高，同时也要保证工厂老板有利可图；抽取少量的提成工人可以接受，但“不能瞎要价，工人们互相传，要多了就不跟你干了”。

　　在劳资博弈的过程中，“临工头儿”群体起着特殊作用，肩负着双重责任：对老板的活儿负责，对工人的工资负责。一方面，他们代表工人跟老板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又作为管理者来监督工人干活儿的质量。

　　笔者采访过一个“临工头儿”，他曾因为看错了图纸，生产出来的货达不到老板的要求，被拒付工资。无奈之下，他只能四处借钱，自己支付了工人的工资，而且毫无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