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制谈合”黑幕揭秘

　　就在沸沸扬扬的“活力门”事件尚未平息，日本社会各界仍然沉浸在震惊于“活力门”事件所带来的冲击的时候，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本部(简称东京地检特搜部)再次重拳出击，于2006年1月30日逮捕了日本防卫设施厅的3名高级干部，揭露出了一个几十年来从未间断的、防卫设施厅高层官员与相关企业、公司官商勾结、非法操纵工程招投标的所谓“官制谈合”大丑闻，在本已很不平静的日本社会掀起了新的波澜。

　　此次被逮捕的3名防卫设施厅高级干部分别是：前防卫设施厅技术审议官、现任“防卫设施技术协会”(财团法人)理事长生泽守，防卫设施厅现任技术审议官河野孝义和该厅总务部设施调查官松田隆繁。东京地检特搜部的初步调查认为，这3名高级干部涉嫌在2004年11月到2005年3月的三次防卫设施厅有关工程发包时，非法主导并操纵工程招投标过程，妨碍了工程竞标的公平竞争，其行为违反了日本《官制谈合防止法》。

　　事件的直接起因是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央医院和防卫厅办公楼的三项空调设备安装工程事件。东京地检特搜部发现，这三项空调安装工程每项工程款额都达到10亿—12亿日元之巨，而中标的空调设备企业均以十分接近招标底价的价格得到了工程订单，所以怀疑其中存在非法谈合承接工程的行为，进而逐渐将调查的焦点集中到了工程发包单位———防卫设施厅的主管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身上。当时，生泽、河野和松田3人分别担任防卫设施厅的技术审议官、建设部部长和建设企划课课长，正是负责发包这三项工程的主管部门领导和工程招标的拍板人。

　　东京地检特搜部随即开始对防卫设施厅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调查，发现该厅在这三项空调安装工程立项之初，就与空调行业的一家大公司私下接触，表示希望由这家大公司牵头，具体安排协调，将这三项工程交给防卫设施厅指定的几家空调大企业来做。各空调企业在谈判协商之后，将安排好的参与竞标和最后中标的企业名单交给防卫设施厅的生泽、河野以及松田等主管干部过目，得到认可后，再由防卫设施厅按照正常招标手续进行形式上的竞标。其结果当然是“不出所料”、“皆大欢喜”。在这一过程中，防卫设施厅方面还被怀疑向参加工程竞标的空调企业泄漏了招标底价，致使企业的中标价格与底价十分接近，其中一家更是达到底价的96%。

　　至此，防卫设施厅在这一事件中，操纵并主导工程发包招标，与有关企业勾结谈合，妨碍公平竞争的问题清清楚楚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逮捕3名防卫设施厅高级干部之后，东京地检特搜部还对防卫设施厅以及承接防卫设施厅发包的大型建筑、土木等工程项目的日本鹿岛建设、清水建设、大林组以及大成公司等建筑行业的大企业进行了强制搜查，对有关人员进行讯问。到目前为止，3名被捕的防卫设施厅高级干部已经向东京地检特搜部供述，承认在空调安装工程中的确有主导谈合、操纵工程招标、妨碍公平竞标的行为，而许多年来防卫设施厅“官制谈合”的黑幕也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

　　据报道，位于日本山口县的岩国军事基地，有日本海上自卫队与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共同使用的一个机场，因为安全和噪声问题对周围地区和居民造成很大困扰，所以决定进行改建，埋海造地，将部分机场跑道移到海上。这是2004年防卫设施厅的一个大规模工程项目，工程标的总额达到2400亿日元。鹿岛建设、大林组等几家大公司及其企业集团通过竞标，分别承接了其中的跑道建设和埋海工程，中标价格从35亿到20亿日元不等，但都达到了工程招标底价的95-97%；2003年，驻日美军在长崎的佐世保海军基地增建、改建可供大型舰船停泊的湾岸设施，防卫设施厅发包了一个总价为200亿日元的工程，参加竞标的几家建筑企业的最后中标价格也都在底价的95%以上，最高的甚至达到99%。

　　利益勾结“官制谈合”潜规则

　　日本媒体指出，已经揭露出来的防卫设施厅参与并主导“官制谈合”、操纵工程投标、妨碍公平竞争的事件绝不是偶然的个别现象。以该厅为代表的“官制谈合”问题有着很深的体制因素、利益勾结等原因。这种“官制谈合”多年来一直存在，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化、系统化、程式化的行为和带有强烈的“厚黑”色彩的所谓“潜规则”。如果没有健全、严格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官制谈合”今后仍将大行其道。

　　封闭的体制是日本防卫设施厅屡屡出现“官制谈合”、操纵并主导工程招标问题的温床，并一度使该厅成为一个被法律遗忘的角落和高级干部们不必顾及职业操守而肆意妄为的逍遥乐园。

　　据介绍，防卫设施厅成立于1962年，当时是由负责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基地、设施建设及负责采购军用装备、用品、燃料的两个部门合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承担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训练场、演习场、飞机场、港湾、医院、仓库等各种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以及协调等工作，在日本北起札幌南到那霸的各个重要地区设有8个地方设施局和多个支局。

　　在该厅总共约3100名职员中，技术干部占45%。技术审议官是仅次于厅长官和次官的第三号人物，也是技术干部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厅内最重要的业务部门是建设部，下设建设企划课、建筑课、土木课和设备课。有关工程招标的工作由建设部负责，实行“三级领导负责制”，直接领导是建设企划课课长，主管领导是建设部部长，最高领导是技术审议官，在此次事件中，一一对应的就是松田、河野和生泽3人。

　　防卫设施厅从行政序列上说，是隶属于防卫厅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卫设施厅一直似乎游离于这一隶属关系之外而自成体系。从一开始成立，防卫设施厅就凭借其从二战结束后美军对日实行占领起便已经存在并逐渐形成的组织、行政体系和管理制度，以及与驻日美军的密切关系，自恃资格老、资历深、资源丰厚，没有把其他单位放在眼中，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扎不入”的“独立王国”。防卫设施厅一贯独自招收职员、干部，厅内人员的任用、升迁、调动以及离退职等人事安排从来不容外人插手，也绝少与其他部门进行人员交流。

　　该厅的建设部更是体现了这种“特色”，一味强调防卫设施建设业务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不容他人染指、置喙。在其进行工程招标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几名高级干部说了算。他们为了自己部门和个人的利益，操纵并主导工程招标，外人一般是无法发现的。即使有人怀疑，也很难找到证据，不可能进行监管，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次工程招标，都有着合乎有关法律和制度程序的外在形式，让人找不出破绽。

　　多年来，防卫设施厅的“官制谈合”就这样“代代相传”，一些高级官员将手中掌握的权力变成了为自己和高官“小圈子”谋取私利的工具。在防卫设施厅这个小环境里，“官制谈合”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规矩”。如果这次不是东京地检特搜部在之前调查另一起工程招标谈合案时发现了相关确凿证据，防卫设施厅的“官制谈合”恐怕还要延续到不知什么时候。

　　摇身一变官员“下凡”再就业

　　说到“官制谈合”，就不得不提到所谓官员“下凡”这一日本很有意思的现象。简单地说，官员“下凡”就是原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资深高级官员在退休或退职后，到与该部门合作多年、关系密切的大企业、大公司中担任顾问或其它务虚多于务实的职务，实行“再就业”，不仅可以拿到丰厚的薪金，有的还可以配专车、专用办公室甚至秘书。一些直接与产业界打交道的部门，如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等的退休退职高官尤其受到那些大企业和大公司的欢迎。显而易见，这些企业和公司与其说看重的是“下凡”高官们的学识、经验，不如说更看重他们在多年政府部门中工作形成的威望和丰富的人际关系资源。“下凡”的前政府高官们自然也会“投桃报李”，“发挥余热”，倾力为这些企业、公司出谋划策、牵线搭桥。

　　许多年以来，这种高官“下凡”、官商(产)勾结的现象在防卫设施厅技术审议官、建设部部长这样的高级干部和一些大企业大公司之间持续存在。高官们让大企业、公司承接防卫设施厅发包的工程，换取退休高官到企业、公司去再就职；企业、公司则用在自己单位中为退职高官安排待遇优厚的闲职来拿到数额巨大的工程订单。该厅有的高级干部为了能及早“下凡“去再就职，甚至不惜提前退休。双方相互关照、相互利用，关系越来越深，在某种意义上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据报道，这些“下凡”的高官一般每天只到企业、公司中上半天班，与人下下棋打发时间，他们更主要的工作，是带着企业、公司营业部门的负责人到防卫设施厅的各个单位去搞“公关”，介绍他们互相认识，撮合厅里的各级官员一起去吃饭、喝酒、联络感情套近乎。当然，之后也绝不会忘记叮嘱一句：“以后有什么工程还要多多关照哟！”

　　1998年，防卫厅的一个负责装备采购的部门发生了严重的渎职丑闻，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该部门被撤销，日本《自卫队法》也随即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对防卫厅以及自卫队的干部在退休退职后去到企业、公司任职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规定退休退职的官员两年之内不得到其任职最后5年期间曾有业务往来的相关企业或公司再就职。

　　《自卫队法》的这一规定当时对防卫设施厅的高官“下凡”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很快地，防卫设施厅的高级干部们就想出了对策。原来，防卫设施厅十几年前设立了一个名叫“防卫设施技术协会”的公益法人，其主要业务是，应防卫设施厅的要求，监督各地防卫设施工程的施工情况和进行防卫设施建设的技术调研。这个协会的100多人中，大半都是出身于该厅建设部，协会的历任理事长均由该厅退休的技术审议官担任，局长级干部任协会的常务理事。他们把这个协会作为中继站或跳板，让退休的高官们先在协会任职，两年左右之后再“下凡”到各大企业、公司再就职，从而避开了有关限制“下凡”的规定，使这些法律制度流于形式。据统计，近年来在该协会任职两年左右之后再“下凡”到各大企业和公司的防卫设施厅的退休官员有90多人，其中局长以上的前高官达到16人。

　　有消息透露，以前的防卫设施厅的工程招标，一直是主管工程发包的高级干部们亲自出马，事先内定好由哪几家企业或公司承接工程，向相关行业的企业联合体发出指令，让该行业中的大企业或大公司牵头斡旋、安排。现在则主要由“下凡”的前高官们担任分派发包工程、居中协调的角色，这些“下凡”高官们在防卫设施厅的“官制谈合”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关键作用。

　　在这次的空调安装工程招标过程中，就是一位“下凡”到某空调大企业的前高官从中协调、指挥，按照防卫设施厅主管领导的意见，将三项工程价格在10亿日元以上的空调订单分别交给了3家有该厅前高官“下凡”的空调设备大企业及其下属企业，并被怀疑把从防卫设施厅打听到的工程招标底价告诉给了其中一家企业，致使该企业顺利地以达到底价96%的价格中标。在岩国军事基地机场跑道迁移改建以及佐世保美军基地湾岸建设等大型工程的招标中，也同样地可以看到“下凡”到各大建筑、土木工程企业的前高官们积极奔走、穿梭斡旋的活跃身影。

　　丑闻频出小泉面临压力

　　政府部门及法人单位操纵并主导“官制谈合”是日本由来已久的痼疾，这次揭露出来的防卫设施厅的问题不过是这一痼疾的一个典型表现。据统计，自1995年以来，至少有9件影响较大的“官制谈合”问题被曝光，涉及到日本防卫厅、原邮政省等政府部门，东京都、北海道等有关地方部门，还有日本道路公团、下水道事业团等法人单位。去年5月，因钢制桥梁工程招标中的“官制谈合”问题，日本道路公团的副总裁和理事被逮捕、起诉；同年11月，新东京国际空港公团的两名负责人也因工程发包中的“官制谈合”问题遭到逮捕。

　　日本已于2003年1月开始实施《官制谈合防止法》，但之后同样的问题仍屡屡出现，此次防卫设施厅“官制谈合”的丑闻更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关注，人们痛心疾首，发出感叹：“难道与企业、公司的勾结和谈合真的成了一项破除不了的传统了吗？”民众迫切要求建立、改进相关法律，彻底消除这一政府官员借手中掌握的权力，用纳税人的血汗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丑行。

　　在正在举行的国会会议上，防卫设施厅“官制谈合”问题与建筑抗震强度造假、“活力门”事件、进口美国问题牛肉等一起，成为颇具杀伤力的“四件套”武器，日本各在野党纷纷就此向小泉政府提出严厉的质询，要求追究政府和有关部门各级官员的责任，加紧完善《官制谈合防止法》。

　　日本媒体评论指出，公正、透明的自由竞争，是一个健全社会和经济的前提。要彻底根除几十年如一日的“官制谈合”，必须从彻底铲除其生存的土壤做起。日本该为治疗这一“顽症”进行一次“大手术”了。

　　新闻背景

　　活力门总裁被起诉

　　2006年1月16日，活力门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遭到警方搜查，并引发了日本股市的一场“大地震”，致使东京股市日经股指在随后的两个交易日内暴跌926.85点。

　　堀江贵文等人因涉嫌做假账、散布虚假消息，于1月23日被逮捕。在拘留期间，堀江矢口否认犯罪，但另外三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已从堀江贵文的电子邮件中，查获其违反《证券交易法》的大量证据。

　　2月13日，东京地方检察院以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的罪名正式起诉活力门公司前总裁堀江贵文等四名嫌疑人。

　　日建筑业丑闻曝光

　　2005年11月17日，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发现东京都内4处建筑物的建筑设计中，结构设计报告书部分的数据被篡改，存在严重的建筑抗震强度造假问题。

　　造假事件被揭露出来后，日本现行的建筑确认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受到民众和媒体的批评。从1999年起，日本政府放宽了限制，允许指定的民间机构承担检查、核对建筑结构设计报告书的建筑确认业务，但一些机构见利忘义，疏于严格把关，没有尽职尽责，造成伪造建筑抗震强度的报告书屡屡轻易通过检查，从而导致严重后果。

　　相关链接

　　《官制谈合防止法》

　　2003年1月，日本开始施行《官制谈合防止法》。该法规定，如果发包工程的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或法人单位有泄漏招标底价等参与招标谈合的行为，公平交易委员会可以要求其提出修正、改进措施，改善工程招标方式。另外还规定，发包工程的部门或法人单位可以向参与招标谈合的职员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但这一法律并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不具有强制性，因而自出台和施行以来受到了很多批评。

　　目前争议的焦点是要求增加惩处条款，并修订现行刑法，增设“参与谈合罪”，以有效打击和清除“官制谈合”行为。

　　（责任编辑：奚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