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大学生当“村官”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最近，大学生当“村官”成为一股热流。政府鼓励大学生就业于基层社会，这当然是有意义的政策倾斜。不过，大学生当“村官”，不应该和刚刚开始的基层自治、村民民主选举的精神背道而驰。村一级政权能否自治，村民民主选举“村官”的改革能否充分落实，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检讨这一问题，必须有长远的历史眼光。

　　近代东亚社会面对西方的挑战，反应非常不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跻于世界列强之林。中国不仅继续为人鱼肉，甚至受现代化后的邻居日本的欺凌。中日现代化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中日历史的分途在哪里？可惜，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停留在明治维新、戊戌变法这些事件的一时之成败上，昧于长时段的历史潜流。

　　中日历史的分途，并不在十九世纪末，而是在十四、十五世纪之间。分途的关键，就在于村治。日本中世纪后期的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地方的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以村或几个村子为单位武装起来维持基本的生存秩序。黑泽明的“七武士”，描写的就是那段历史现实。在村子里，老百姓地位相当平等，并且有公共集会、发言的自由，有点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城邦民主。后来军阀豪杰几经争战，经过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最后在德川家康手上，奠定了统一的幕府－大名复合集权式封建国家。德川幕府代表中央政权，大名是附属于幕府但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地方政权。不过，在这一统一的过程中，不管是幕府还是大名，都没有打破村一级的自治。征税以村为单位。一个村子只要不惹事，缴足了税，政府就放手不管，一切村内事务自己处理。特别是德川幕府确立的“兵农分离”制度，武士住在城里，不经过特别批准一般不准进入村子。这等于把统治阶层和农民隔开。政府官员想鱼肉百姓也不容易。

　　这一制度安排有几大好处。第一，征税以村为单位而非以农户为单位，税源集中，政府不用一家一家地跑，大大降低了征税的费用，提高了行政效率。第二，每个村子的税额相对固定，以后村子里开垦新土地，提高产量，剩余能够留在自己手里。这自然鼓励基层社会大力发展生产。第三，村子里的事务自己管，政府不介入，这就刺激了村行政的高度发达。在畿内等先进地区，村民要求“村官”把缴纳的税额、村内行政费用、向各户收取的额度等如数公布，形成村内的行政监察和近乎现代财政管理的预算概念。这样，地方社会管理得井井有条。明治政府开始现代化，地方社会的资源能够通过这些复杂的基层组织被迅速调动起来。在1920年代以前，农业还是日本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日本打败俄国时，在经济上还是靠其传统的农业资源。可见日本的村落，是日本现代化的基础。

　　日本拥有的传统农业资源，中国不能说没有。但为什么调动不起来呢？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基层社会，很早就取消了村治。明朝确立后，开始还用基层社会的力量，以“粮长”钳制地方官，征税运粮。后来权力全集中在官僚手中。这里的关键，是中央政权一管到底，收税以农户为单位，一家一家地征。连县太爷都不过是中央政府征税的马前卒，县以下地方社会更无自治可言。村一级行政职能迅速萎缩。结果，税收成本非常大，官僚效率奇低。基层没有自治，大家也就无从参与本社区的政治，当然没有社区责任。所以不仅农村残破，而且几乎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社会就陷入失序的危机。真要进行现代化，地方社会没有必要的组织结构和能力动员本地的资源。也怪不得孙中山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了。于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如何把这“一盘散沙”捏到一起，成了每一代人、每一个政府的使命。

　　可惜，由于缺乏长距离的历史眼光，大家总觉得把“一盘散沙”捏到一起要靠集权式的铁腕。殊不知，要使“一盘散沙”凝结，关键是放开“铁腕”，增加沙子彼此间的黏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像日本中世纪后期以来那样，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在村子里建立自己的生命共同体。

　　如今中国推行村民选举，一旦成功，将彻底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症结。但是，成功的道路，是彻底落实村民的民主权利。一旦村民真正有权利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在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知识资源不足时，自然会出钱雇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教授和社会名流。如今当“村官”的大学生，日后在户口、就业、考研等方面有诸多优惠，下到村里不过是自己晋升的一个跳板，说到底还是外人，早晚要走。你很难指望村民信任他们。所以，与其鼓励大学生当村官，不如落实村一级自治，保证村民的权利，让他们自己看护自己的利益。大学生下去，最好是担任村内选举的监察员和仲裁人，不能参与基层政权的行使。换句话说，村民自治，是政府把行政机构从基层社会撤出，让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由此强化社会秩序，节省行政费用，提高行政效率。

　　(作者系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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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