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学生背负泛道德标签

　　李斌

　　在“大学生身价等同农民工？”（《中国青年报》2月16日）的新闻映照下，“大学生坐飞机找工作住四星酒店引争议”（《重庆晨报》2月17日）不免勾起某些忧患之士的道德感，据说这事引起正反不同意见的争议，反对的认为过于浪费缺乏经济核算头脑，也可能缺乏吃苦精神。而笔者对此实在不敢苟同。

　　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背景下，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无疑值得我们弘扬，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经济上允许，为什么要让自己在这种完全不是考验自己耐力的时候吃苦受罪呢？非得揣着大把钞票，挤火车街边小店才叫正确吗？这时候，必须分清主次。乘飞机起码节约时间，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住人才市场楼上的四星级酒店能节省找住处的时间也相对安全，可以充分调节自己的状态去应聘。而且求职坐飞机住四星并不就代表奢侈：380元的房费，如果是三四个学生一起住进来，那么每人的分摊是不是和外面小旅店的收费差不多了？国内航线的折扣机票价格与火车又差得了多少呢？更别说坐飞机住四星不过是“少数派报告”。

　　而照道德人士的逻辑，如果在火车上遭遇“天下有贼”，住小旅馆进了黑店被骗财骗色的话，难保他们不会又跳出来大声嚷嚷“大学生素质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怎么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之类的话了。

　　谁制造这场令人感慨的“感动”

　　“3.15”还没到，央视倾力打造的“感动中国”就遭遇了一场打假：“为战友守墓36年‘感动中国’上海知青陈健遭质疑”（《南方都市报》2月17日）。围绕“扫墓还是守墓”、“金训华是否救了陈健”等疑点，陈健、知青们、媒体记者们各执一词、战作一团。“淡去火红的时代背景，他身上有古典义士的风范，无论在哪个年代，坚守承诺始终是支撑人性的基石，对人如此，对一个民族更是如此。”央视的颁奖词说陈健获选就在一个“信”字，但其出台过程偏偏又在“信”字上存在争议，真是一个搞笑的反讽。那么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究竟是谁制造了这场令人感慨的“感动”？

　　如果陈健说的是真的，那就是黄德明等人因陈健“感动中国”而嫉妒了。你们毕竟都回了属于你们原本也属于陈健的大都市，可他还在东北那么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忍受贫困和疾病折磨，在你们都忙于寻找金钱的时候坚持去扫墓了。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红眼病”传统有多厉害。

　　如果黄德明说的是真的，那就是陈健为了“感动中国”而顺着记者的杆往上爬，拿死人给自己的脸上贴金，忽悠了老百姓。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诚信”缺失到了什么地步。

　　如果陈健和黄德明说的都是真的，那就是记者愚弄了中国。陈健在澄清报道中夸大的成分后曾说：“跟我没关系，不是我说的。”陈建没有错，问题在于某些习惯于把事情拔高搞大、精于提炼勾兑闪光点的记者。可以看出，某些记者的职业道德有多低下。

　　不仅陈健、知青们、媒体为了各自的目的（无论是真相、虚荣或利益）在这一出让人感动得发笑的话剧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那些等待被感动而情愿不问真相的观众更是剧情的主要推动者。现实往往是枯燥乏味的，真相时常是复杂甚至令人难以面对的，纯粹仅存在于艺术的虚构中，而我们由于传统与当下环境，习惯了等待道德楷模的指引和麻醉。某些媒体只不过迎合大众需求，制造了能满足梦想的虚构和编织、掩饰现实生活的残酷丑陋的精神鸦片而已。捅破这个绚丽灿烂的精神梦幻肥皂泡，那几位吹毛求疵的上海老知青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

　　是敲山震虎还是投鼠忌器？

　　医药行业中的“药价虚高”、“开单提成”、“药品回扣”等现象是为老百姓所深刻体认、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的，因此“河北一医院70医生吃回扣，过程被检察院秘拍”（《燕赵都市报》2月17日）的新闻，让善良的民众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就差热泪盈眶、感叹这下总算找到组织了。

　　然而再仔细端详，却不难发现这也不过是一只小苍蝇而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70多名医生吃掉药商返给的回扣20多万元，计算下来，平均每人也就3000元左右，每月才130块，还不算太黑。而审判的结果更让人像吃了一只苍蝇———被起诉并被认定分别犯有受贿罪、行贿罪的6名医生和医药代表都免于刑事处分。原本以为它即使不能杀鸡儆猴，也该做到隔山打牛、敲山震虎，结果却是投鼠忌器，又怎能指望惩前毖后？

　　据说，由于此案涉及人员众多，在顺平县产生了很大反响，为此上级曾经要求办案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尽量不要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这里涉嫌以政代法、干扰司法办案咱就不去说它了，所反映的心态却很值得玩味。有网友断言：在当今中国内地境内所有县级（包括县级）以上的人民医院里，不拿回扣的医生有，但不拿回扣的医院没有。所谓法不责众，谁敢把各大医院查垮呢?都不敢，“毕竟医院还承担着很重要的医疗救护等方面的工作”（上级领导语），所以一个行业或一个管理部门，揪一个典型出来就可以交差了、就是廉政建设了不得的成绩了。

　　我们还得想深一层，为什么不让药品直接从药厂进入医院药房，而要经过医药公司这个环节呢？这里的奥妙太大了，把矛盾都集中在医生身上，有转移视线之嫌。当某个特定的职业群体，大规模地出

　　现违背职业操守甚至触犯刑律的问题时，其实质已不单是这个群体的问题了，可以肯定的是针对这个群体的制度设计出现极严重的问题，解决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才是最要紧的当务之急。即使普通民众普遍意识不到应当追究当初的这个失败的制度设计者的责任，至少也希望能促进当政的制度设计者们能够警醒和反思。“南京副市长就医药回扣质问医院院长，全市近200家医疗机构将试水‘药房托管’”（《金陵晚报》2月16日）的新闻，虽然不应盲目叫好，至少也代表了一种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