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不需要“故事新编”来延续

　　当今写时评是件辛苦事，也是件难事。难就难在把握一个度。时评写作批评居多，是舆论监督的体现。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写平了，不深刻，编辑不看好；写深了，过火了，自己痛快，可往往被“枪毙”了，结果是写了也白写。这是任何一个时评家也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我曾经写过村委会选举贿选和瓜农进城卖瓜被收进城费的时评，自认为这两篇时评写得很有深度，颇感不错，可连续寄了多家媒体都是终审过不了关。不甘就此失败的我，就把这两篇时评改写成故事新编。一篇题为《林肯竞选中国村官败北记》，另一篇是《新桃花源

　　时评出不了“笼”，却要借助“故事新编”与读者见面，这不仅仅是时评家的悲哀，也是我们社会的悲哀。武汉的时评家朱辉由于时评难发，而改为写“故事新编”，可谓一发不可收，单在本人主持的《百姓话题》就发了几十篇。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杨鹏说，近年来，官方的话语与民间的话语似乎脱节了。他说，民主政治，一定随着言论出版自由，所以我要求民主政治。新闻记者发现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真相，想要报道出来，这也是内生的民主的要求。但是，我们的报刊电视，能完全自由地报道民众希望看到的真实情况吗？当今的时评大都是由新近报道过的新闻来加以评论，但一旦“太深刻、太尖锐了”，命运就攸关。现在报道的贪官无一例不是已经被查处的，即使新闻记者发现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真相，想要报道出来，报社领导也不敢签发。今年1月1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湖北大学教授涂怀章因小说《人殃》有影射他人之嫌，被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以诽谤罪判处拘役6个月 。记者感慨地说，写小说也有进班房的危险，这对所有文学爱好者来说，真是一个坏消息。而对于搞舆论监督的媒体来说，就更是一个坏消息。

　　2005年的确有太多关注的人物和事件，但真正让人关注的却是“超女”和“韩流”，更多的人是关注“韩流”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而我关注的却是“韩流”背后的力量。韩国振兴委员会委员长安贞淑女士说了一句令我们深思的话语：“如果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政府的监督中，就必须使自己的言行循规蹈矩，听话就是美德，一点创新都不敢有，这个国家所以也根本不会有创造力。”而“超级女声”席卷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热情，同样让人感到深思：一档普通的电视节目为何会演变成一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有人说，这是因为身份证前人人平等，人人有参与的自由，也有不参与的自由。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们发现自己的参与左右了比赛的进程、影响最后的结局，还发现了自己的态度受到了尊重、权利得到保证。文化批评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大可说：“‘超级女声’让我们看到，媒体一旦抓住了民意，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我觉得民意是21世纪中国的第一生产力。”

　　时评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是反映民意的。我想民意要产生巨大的能量，成为“中国的第一生产力”，至少时评不再需要“故事新编”来延续。

　　(稿源：红网)

　　(作者：洪巧俊)

　　(编辑：实习生：万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