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不对你残酷

　　安宁

　　弟弟第一次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与我是同样的年龄。在父母的眼里，17岁，只不过是个孩子，而且又是没出过县城连火车也没有见过的农村少年。母亲打电话给我：“你回来接他吧，那么大的北京，走丢了怎么办？”我想起这么多年来，一个人走过的路，很坚决地便拒绝掉了。我说：“有什么不放心的，一个男孩子，连路都不会走，考上大学有什么用

　　弟弟对我的无情很是不悦，但父母目不识丁，也只能依靠自己。我能想象出他从小县城到市里坐火车，而后在陌生的火车站连票都不知道去哪儿买的种种艰难，但我只淡淡告诉他一句“鼻子下有嘴”，便挂掉了电话。

　　他一个人在火车上，不知道厕所，水都不敢喝。下车后不知道怎么走，被人流裹挟着，竟是连出站口都找不到。总算是出来后，一路上挤公交车，没听到站名，坐过了站，又返回去。等到在大学门口看见我笑脸迎上来，他的泪一下子流出来。看着这个瘦弱青涩的少年，嘴唇干裂，头发蓬松，满脸的汗水，额头上不知在哪儿划破的一道轻微的伤痕，我终于放下心来，抬手给他温暖的一掌，说：“祝贺你，终于可以一个人闯到北京来。”

　　临走的时候，我只给他留了两个月的生活费。“北京是残酷的，也是宽容的，只要你用心且努力，你也会像姐姐那样，自己养活自己。”一个月后，弟弟打过电话来，求我给他找份兼职。我说：“你的同学也都有姐姐可以找吗？”他是个敏感的男孩，没说什么话，便挂断了。顷刻，母亲的长途便打过来。她几乎是愤怒地说：“你不给他钱也就算了，连份工作也不帮着找，他一个人在北京，又那么小，不依靠你还能依靠谁？”

　　我不知道怎么给母亲解释，才能让她相信，我所吃过的苦，他也应该能吃，因为我们都是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如果不自己走出一条路来，贫困只会把所有的希望都熄灭掉，而且留下无穷的恐惧给飘荡在城市里的我们。

　　一个星期后，弟弟找到了一份在杂志社做校对的兼职。工作不轻松，钱也不算多，但总可以维持他的生活。我在他领了第一份工资后，去赖他饭吃。他仔细地将要用的钱算好，剩下的只够在学校食堂里吃顿“小炒”。但我还是很高兴，不住地夸他，他低头不言语，吃了很长时间，他才像吐粒沙子似地恨恨吐出一句：“同学都可怜我，这么辛苦地自己养活自己，别人都上网聊天，我还得熬夜看稿子，钱又这么少，连你工资的零头都不到。”我笑道：“可怜算什么，我还曾经被人耻笑，因为丢掉50元钱，我在宿舍里哭了一天，没有人知道那是我一个月的饭费，而我又不愿向人借，可还是抵不住饥饿，我在学校食堂里给人帮忙，没有工资，但总算有饭吃。你在现实面前，如果不厚起脸皮，是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的。”

　　那之后的日子，弟弟很少再打电话来，我知道他开始“心疼”钱，亦知道他依然在生我的气。

　　学期末的时候，我们再见面，是弟弟约的我，在一家算得上档次的咖啡吧里，他很从容地请我“随便点”。他终于不再是那个说话吞吐、遇事慌乱的小男生，他在这短短的半年里，卖过杂志、做过校对、当过家教、刷过盘子。而今，他又拿起了笔，记录青春里的欢笑与泪水，并因此换得更高的报酬和荣光。他的成熟，比初到北京的我，整整提前了一年。

　　没有残酷，便没有勇气，这是生活教会我的，而我，只是顺手转交给了刚刚成人的弟弟。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