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东石奇书再现“海丝”文明

　　清代晋江东石秀才蔡永蒹曾有一段航海从商经历。因遇海难船破，到异乡设塾授徒，偶然读到万卷藏书，接触到一批当时尚存今已绝迹的重要书籍。他据此撰写出一部《西山杂志》，并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民间。专家考察发现，该抄本所记许多故事与泉州文史资料互相印证，见证了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蓝色文明———

　　□早报记者朱彩云文／图

　　清代秀才航海撰奇书

　　“我家有两本《西山杂志》的传抄本。”日前，晋江东石檗谷的小黄说，他家收藏的这部手抄书上介绍了古代泉州的一些逸闻趣事。

　　小黄介绍，这两本手抄件是用圆珠笔和复写纸来书写的，一式两份，内容一模一样。掀开本子，扉页上有“1982年8月9日抄”的字样。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但文字密密麻麻的，要抄完这样一本还是要花费一定时间的。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村里就有人抄写《西山杂志》了。

　　传抄本里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有如镜花缘般的离奇航海经历……

　　小黄和记者一起看里面的《序言》，了解到撰写人为清代东石秀才蔡永蒹，蔡在抄本中描述了他的航海故事：“……家有船舟十艘，航于番地（国外）……”所到范围包括了海外哪里至哪里，他自己少年随叔父海上往来，到过三宝垅（今印尼一个地名），还七渡交（越南）暹（泰国）槟城（马来西亚一地名），历尽了海上的艰辛。

　　接下来，看着触目惊心：谈到了因为祖上抗清附郑成功之祸及子孙，以至后代不能攻读功名，只能改走航海从商的命运。

　　《叙引》里，蔡永蒹说到了自己别妻而行，后来当起了塾师先生，有一回偶然到吴姓富人家见藏书万卷，有幸读到了许多奇书。

　　《再陈》里，蔡永蒹则特别注明了自己的手抄本里内容的出处来源。

　　小黄说，抄本里记录的许多乡土史料地点都是晋江东石这一带的，有很多还是描绘自己厝边或邻村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抄本感兴趣，但了解抄本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这是本地人所撰的，里面介绍了一些已消失的地名，比如原来的“狮毛”改为“西门”，“古桥”改称“倒桥”。抄本介绍，“倒桥”曾发生过战争，“……往往鬼哭惨哉古战场也……”

　　随后，小黄带着记者到古战场兜了一圈。记者在倒桥看到，这里还有阵亡将士的木主牌位，边上还有纸糊的航海船只，令人联想起古时东石海港的风云际会。小黄说，原来墙边还斜靠一方字迹几近模糊的旧石刻，记录着阵亡将士的故事，可惜已经没见到了。

　　全书12本遗失6本

　　“这一手抄笔记，撰者蔡永蒹为清代晋江东石人。”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说，蔡永蒹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道光十年（1835年），是个没有功名的乡土学者，又曾航海出洋谋生，阅历甚广。蔡永蒹手抄本的字里行间多斥骂满清王朝，是犯禁之书，在清朝当然不能公开出版，后来一直未曾刊印，仅存手稿。全书计12本，1630页，在战乱中已失过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保存在其族侄孙蔡春草先生处，仅剩6本，其中2本又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失落，恰巧那2本又幸经时在华侨大学任教的林少川在晋江侨乡调查时通过有关途径重新发现辑录。

　　“《西山杂志》是一部奇书，且有重要价值。”中国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介绍，从《西山杂志》传抄件的《序言》和《叙引》里，人们可以了解到东石文人蔡永蒹的经历确实不平凡：由于其七世祖伯随郑成功抗清，遭到清朝政治迫害，祸及蔡家未能科举登仕，只好转航海经商。后来又遇海难船破，则到异乡设塾授徒，偶然之机在富室吴氏家读万卷藏书，尤其是接触到一批当时尚存今已绝迹之重要佚书最有价值，如《闽中记》、《嘉定温陵府志》、《宋代二十四村志》、《士族谱图》、《古国考陈》、《青阳诗集》、《青莲诗集》、《开元十乡志》、《紫云诗集》、《鲁东诗集》、《仁和诗集》等等。这也说明，蔡永蒹所写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他看到当时尚能见到而今却已失传的佚书中的详细史料，有所依据，而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

　　林所长表示，这也就能解释，何以一清代秀才，能够写出这样的奇书。

　　揭开700年前“蒲公”谜

　　泉州是中世纪世界著名的贸易大港，拥有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蓝色文明。

　　出生于晋江东石航海世家的清代蔡永蒹，有着不寻常的航海经历，那么，经过学者考证，其手抄本《西山杂志》有哪些记载是互相印证或旁证了海内外哪一些历史之谜呢？

　　在林少川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一份1995年的传真件，是厦门市政府外事办发给华侨大学的：“今接我驻文莱大使馆急电通知，该国历史中心主任贾米尔博士……拟于9月13日下午前往贵校就泉州穆斯林历史及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举行座谈。客人希望林少川教授参加。”

　　原来，早在1972年时，德国考古学家傅吾康在文莱发现了一块宋代（1264年）碑刻，碑刻上文字为“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应甲立”。

　　这一发现，曾在海外史学界引起轰动。因为，这可能是迄今发现、遗存于东南亚之最早的中文碑刻！但700多年前的碑刻中所记的“蒲公”究竟是什么人呢？多年来一直未得到破译。

　　此次，文莱国历史学者贾米尔访华，一路追寻到泉州，希望一解此谜，探讨中国与文莱两国之间友好的交往史。为此特地与时在华侨大学任教的林少川一起研究。

　　话说回来，还在1990年，林少川与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合作进行国家社科基金会的重点项目———《华侨族谱研究》之时，不经意中竟在泉州找到了解开此谜的珍贵史料———《西山杂志》手抄笔记！里面的《蒲厝》一条目，解开了“蒲公之谜”———

　　“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碑刻中的蒲公即蒲宗闵。

　　《蒲厝》记载：“宋绍定间有进士蒲宗闵，司温陵通判，后升都察院，端平丙申奉使安南（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一带），嘉熙二年奉使占城（今越南一地名），淳佑七年再使勃泥（即今文莱），后卒于官也。”

　　《蒲厝》条目中除了有关于蒲宗闵的介绍，还有诗文为证。

　　林少川说，该古墓的年代（景定甲子，1264年）无疑是南宋理宗皇帝赵昀的最后一个年号，但墓主为何许人，却无从知晓。古墓碑的发现者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推测，蒲公也许原为阿拉伯人，但已中国化，因为他是来自泉州的一个中国官员，而且墓碑完全是中国式的，并认为蒲公必定是一位在地方上很受尊敬的人，或者是一位派往某一地区而死于途中的中国使者，否则人们是不会为他建立那么大的墓地的。

　　这位德国学者于1991年前来泉州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与林少川会晤后终于满意而归，没想到流传于东石的清代一本民间手抄本竟然能一解此谜。

　　清代蔡永蒹不仅根据文献、碑刻以及民间传说等资料，甚至可能亲历航海至文莱，才有可能在手抄本里记录了蒲公事迹，补了“正史”之不足。

　　□专家访谈奇闻待考

　　———访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

　　记者：书中记录的奇闻是否有不可信的？

　　林少川：当然喽，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也有不可信的。比如里面记载，杜甫曾来过泉州并有诗数首，我认为这一点在没有翔实考证并确证之前，不足以采信。

　　该书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经发现，国内不少学者如获至宝，纷纷撰文引用，并多加以勾稽考校。但另一方面，也有持不同观点认为，“这一手抄本的来由，是存在疑问的”，“最好不要随便正式引用里面的材料”。

　　毋庸讳言，这一部书里确有疏漏和谬误之处，但这也许是所有笔记或野史所难免的，就连后世的再传抄版本也往往有一些笔误产生。该书就有些系根据民间传说口碑而来的，出现这样那样的讹误毫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全盘否定。对于《西山杂志》这样的资料，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去伪存真。

　　记者：那么，书里记载的有关泉州的一些奇闻，有哪些是可信的呢？

　　林少川：学术研究要认真，除非加以考证核实的，一般情形下不会随意发布。只有经过考证核实的内容，才会在文章中引用公布。

　　目前，经考证核实，《西山杂志》记载准确的已有数十个事例。如：东南亚最早的华文碑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后渚港“石盘路”宋代石刻、紫帽山凌霄塔“里人庄文进”石刻、漳州华安“仙字潭”畲族战事石刻、青氵蒙“柴塔”史料考古、泉州南少林等等。

　　记者：这部《西山杂志》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林少川：值得肯定的是，该书存有大量的、有价值的闽南地方史料，蕴藏着丰富的可资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地名学、宗教史、华侨史、海外交通史、人物传记、姓氏源流等研究的内容。而且，可补正史之不足！众所周知，作为野史杂志，也有它的可取之处，有时可以补正史不足，或写出正史不敢言或不便言的东西，或可以印证正史的内容。

　　该书作者蔡永蒹博览群书，尤其是在富室吴氏家查阅万卷藏书，其中有一些是当时还能看到而今已绝迹之佚书，幸经作者勤于笔录辑佚，所留下的史料弥足珍贵。

　　蔡永蒹特别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他曾航海游历东南亚各地，对碑刻铭志特感兴趣，“录之成帙”，是一个有心人，经他实地考据的记述，可信性较强。纵观全书，虽有疏漏谬误之点，但不乏丰富精彩之处！

　　而且作者的不少新见解，往往发人深思，也有待学者进一步探讨。该手抄本之特色，也正在于此。

　　记者：《西山杂志》有朝一日能出版吗？

　　林少川：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庄为玑、陈泗东、陈允敦、陈存广等学者前往抄写，据我所知已有至少六种大同小异的传抄本。20多年来，我致力于《〈西山杂志〉辑佚校注》工作。现在，本人手头抄录、复印了六种不同传抄本以及蔡永蒹手稿，目前正拟争取列入“泉州学研究系列丛书”筹措经费以待时机成熟正式出版，以飨海内外读者。

　　林少川出示他收集到的《西山杂志》手抄本

　　手抄本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