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可敬可亲的朋友

　　王选院士生前曾3次到我们湖南日报社来考察，我是3次都陪同他参观、座谈的人员之一，和他接触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从报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顿时感到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亲的朋友，不由得把和他的合影、采访他的剪报都翻出来看，往事历历在目。

　　“代我向袁隆平问好”

　　王选院士第一次来报社是1990年4月26日。那次他是来长沙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的，期间专门来我们报社考察。我听到他要来报社，便找到总编辑梁新春，说我的外甥王小波是王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美国读博士去了。从小波那里，我早就知道了王选的业绩，很想见到这位“当代毕昇”。梁总便安排我列席会议，并向王选介绍了我：“这是我们科教部的负责人。”我赶忙补充介绍一句：“我是王小波的亲舅舅。”

　　当我自报家门后，王选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情。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主持起座谈会，听取大家的发言。他不停地作记录，时而还提问。一个多小时后，大家都发过言了，王选突然话题一转，向我发问：“小波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好久没有联系上了。”我当着出席会议的同志们，向他谈起了小波的情况，我边谈他边问，足足谈了20分钟才散会。会后大家合影留念，合影时，他还在对我说：“请你告诉小波，希望他给我来信，我一定给他回信。”

　　这天晚上，我去宾馆看望王选教授。王选和另一位出席的专家住一间屋子。我进去时，他们都在看资料。我跟王教授聊了一会，对他说我儿子喜欢收集科学家在首日封上的题词，希望他能给儿子题个词，王选笑着答应了，便在我拿来的一个首日封写道：“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他边写还边问已收集到了哪些科学家题的词，我说了一些国内专家的名字，当说到袁隆平的时候，他问：“你跟袁隆平常见面吗？”我说经常采访袁老师。他说：“袁隆平的贡献真大，解决了老百姓吃饭问题，你见了他，一定要代我向他问好。”

　　“其实我只是‘识相’”

　　1995年1月21日，已是“两院院士”的王选教授，第二次来报社。会议期间，他在报社编辑部大楼四楼党校会议室，和报社领导及其他新闻单位代表座谈。那天，报社领导让我作为记者参加了座谈会，安排我坐在他身边当记录。王选教授走进会场，带着微笑跟我握手，说：“上次见到你之后，小波就给我来信了。这几年来，他一直跟我和夫人有联系。”

　　座谈结束后，安排王选院士在本报参观。我感到虽然王选在会上谈的内容很多，但我还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情况，就向他提出要求。他说：“那我们就边走边聊吧。”当我们走到报社的激光照排室的时候，他却突然停下来，说他想到一个重要的内容，希望我认真地记录一下。他说：“我今后的工作重心是培养年轻人。我讲这句话，有人便赞扬我是‘甘当人梯’，‘风格高尚’，其实我只是‘识相’罢了。”“像我这样的年龄，已过了搞计算机的高峰期，有些著名的发明家，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60岁上下，还在那里发挥‘余热’，结果跟不上形势……”王选这个观点，在11年前显得是那么“曲高和寡”，我有些担忧地问：“你这段话也见报吗？”他说：“当然要见报，我跟你讲，就是希望公开见报。”当晚，我拿出一篇近三千字的通讯，复印一份让他审稿。大约十点多钟，跟他通上了电话，他说：“稿件的其他内容，让有关同志看了，我只是看‘识相’的那段，我的意思你写清楚了，不错。”

　　王选教授离开长沙不久，某国搞了一套照排扫描系统，声言要跟方正系列搞竞争。我在长沙参观了他们搞的一个演示会，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通报王选教授，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几个月后的6月11日，收到了王选回信，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你的关心和支持”。接着告诉我，一周前，两套设备在人民日报进行了整整5天的运行，结果对方彩色质量不如方正，速度比方正慢了一倍。信最后的内容是“感谢湖南日报（对方正）的关心和支持”。拿着他两页纸的亲笔信，我心头一热，自己只是向他通报了一个他早已知道的情况，他却亲笔给我回信。

　　“下次再接受你的采访”

　　1999年5月7日，王选教授第三次来湖南日报社考察。那天我事先不知道他要来，下班后刚回到家里准备吃晚饭，就接到时任三湘都市报副总编王业武的电话，说报社领导宴请王选教授，王选教授点名要见我。我赶去之后，已坐在餐桌前的王选教授，站起来跟我握手，我说起了那次他给我回信的那件事，说真没想到你那么忙，却亲笔给我回信。他笑了笑说：“我们应该提倡大家都来关心自己民族的品牌。”那天晚饭后，我提出来要采访他，他看了看手表说，他马上要到长沙晚报社去，时间很紧，但还是愿意接受采访20分钟。这次只有20分钟的采访，主要内容是介绍报业信息技术革命的动态。

　　很快20分钟过去了，他看了看表，说了声：“今天只能说到这里了，下次来长沙，我再接受你的采访。”边说边跟我握了握手，就离开了，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跟他的最后一别。

　　本报记者 谭毅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