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市民“消费迟钝”击中社保软肋

　　张红蕊

　　近日，北京市社会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一项针对1260名北京市民的最新调查显示，由于预期到将来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高额开支，北京市民的储蓄比例近期铁定下不来，市民不敢轻易“消费”。 （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客观地说，中国人在消费意识上确实有些落伍。笔者想起一个故事：美国老太太临终前终于将房子贷款还清，房子已经住了大半辈子；而中国老太太到临终前不久才攒够钱买下了房子，可是那房子她基本享受不到了。这样的差别确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但笔者以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才是北京人乃至全国百姓“消费迟钝”的主要原因。

　　据央行的数据显示，2005年12月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8.72万亿元，同比增长18.95％。截至目前，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141050.99亿元。同时，另一组经济数据却在连年下降，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越来越富裕的中国人却把钱袋子捂得越来越紧，这种看似矛盾的经济现象尽管耐人寻味，但也未必难以理解。在力量和手段都缺乏刚性的社保面前，人们最为担忧的住房、医疗和养老无时不在警示着人们的神经：一切还得靠自己。于是，尽管银行的利率一而再，再而三地下降，却仍然阻止不了人们存钱备急的观念和行为，这已经不是什么思想陈旧、消费意念淡化的简单问题了，国家不能拍着胸脯坦言它的社会保障，也就无法改变人们这种有效的自我体恤方式。

　　据新闻报道，北京市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了35.2％，按照这个系数所表达的水准，北京居民已经达到了世界标准的“富裕”阶层。然则，如此“富裕”的北京人为何还有45.1％的人说自己存钱是为了看病，43.2％的人是为了养老，37.3％的人是为了子女教育？各项指标和措施都位居国家前列的北京尚且如此，更别说很少享受到社保雨露的农村了。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使得这些“富裕族”们把竭力攒钱当成了唯一的救急方式。当然，高储蓄率并非绝对“坏事”，但是，国家不能因此而放慢了加快养老、医疗保障及教育、住房等的体系改革，更不能把政策决策盯在百姓14万亿的存款上，甚至以存款来为扩大内需埋单。否则，就真是掩盖了政府的责任，降损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与希望。

　　北京市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到了35.2％，然而，“教育住房医疗等高额开支让北京市民不敢花钱”，如此戏剧性揶揄的背后是缺乏社会保障的国民的悲哀和无奈，至少从目前看来，如何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杠杆所能调控的，国家该是完善体制、加强行政执法、对社保付出义务和行动的时候了，否则，即使老百姓钱袋子的钱再多些，也会因相比更加疯狂的教育、医疗、养老消费而自愧形惨，到那时，只能步入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没有稳定的社会赈济，人们就会储存生存自备的资金，而死僵的存储又制约着经济的流通和货币价值的再生，这一定不是我们所预想的和谐社会经济运行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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