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日记反腐”管用吗？

　　作者：赵志疆

　　李发恒是山西省平遥县检察院的“一把手”，这个在众人眼中“对自己要求比较苛刻”的检察长，正在同僚中发动一场“自省运动”——从2005年6月起，包括他在内的平遥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委员等8名领导干部都要撰写“自省日记”。

　　“你写什么我不管，但是你必须写。”这是李发恒为写“自省日记”下达的死命令，这样的语气生硬得叫人有些吃惊。写日记纯粹是一种个人习惯，谁有权力去勒令别人必须要写日记，而且还要定时接受“检查批阅”呢？在检察院这样一个执法机关内部，用领导权力去强制推行“自省日记”，以期达到“日记反腐”的目的，这种现象首先令人看到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也不由得让人对“强制自省”出现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人们之所以愿意在日记里坦露心扉，就是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一个隐秘空间。从这种意义上看，“自省日记”也许根本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因为“自省日记”不仅要在内部进行交流，而且还要接受领导的“批阅”。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除了记述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之外，谁还敢一针见血地记录下什么实质性内容呢？“不可能做了什么错事都写到日记上，我做不到，我相信检察长也不可能。”副检察长陈纪遥如是说，可以想象，持有这种观点的应该不在少数。

　　不得不写，又不敢多写，如何才能保证“自省日记”实现预期的积极目的，而不至于是沦落为一本充斥着空话、废话乃至假话的“流水账”呢？我想，这应该是摆在李发恒检察长面前最为实际的难题。

　　为了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各地可谓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由此也炮制出一个又一个花样翻新的反腐举措：夫人反腐、娃娃反腐、学生反腐……当然，包括此次“日记反腐”。不过，所有这些举措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权力应该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以及制度的约束之下。否则的话，任何新颖的形式都有可能最终沦落为摆摆过场、走走形式的花架子。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李发恒所推崇的“自省日记”中，权力并没有置于舆论以及制度的约束之下。李发恒认为，“自省”是执行其他监督制度的“总开关”，“谁敢说领导？干部还要自己才能管自己。”看得出来，“自省日记”是被李发恒当作杀手锏而推出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干部自己才能管自己，但问题是，干部的“自省”与否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清楚。那么，如果这样一道“总开关”失控的话，是不是就要意味着所有监督制度的满盘皆输呢？如此看来，承载着太多期望的“自省日记”，其所出现的背景本身就有问题。

　　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在权力问题上，不要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的不受约束，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使权力透明化，并且时时处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因此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敢说领导”，用什么来保障“敢说领导”，以及“敢说领导”之后会怎样的问题，而不是将领导的“自省”视为规范自身行为的唯一途径，使之成为凌驾于其他监督制度之上的“总开关”。否则的话，这道“总开关”的失守似乎也有点太容易了吧？

　　平遥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蔚向勇说，“每个人都有两本日记，一本写在日记上，一本留在心里。”套用这句话，我想说，“自省日记”有两种写法，一种由干部自己来写，一种由公众代为纪录。相对于领导干部的“自省”来说，来自公众的“他省”无疑更能准确客观地记录下他们的一言一行，也更能对他们手中的权力产生有效的约束。

　　审稿：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