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省日记中的思维

　　殷国安

　　山西省平遥县检察院检察长李发恒在同僚中发动一场“自省运动”———从2005年6月起，包括他在内的平遥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委员等8名领导干部都要撰写“自省日记”。（《南方周末》2月16日）“自省日记”是李检察长的一项发明，但是，我觉得，这名目是很不通顺的：“自省”和“日记”的说法都尚待考量。

　　一方面是“自省”与强迫的对立。“自省”是我国古代哲人提出的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意思是一个人主动地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检讨。所谓“自省”，是完全自觉自愿的，没有任何强迫的成分。所以，作为提高干部的道德修养水平，“自省”是应该提倡的。但是，李检察长却发出《关于撰写“自省日记”的决定》，要官员“记录当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并总结得失，写出感想与措施”，“时刻提醒领导们检点自己、检讨自己，防微杜渐，提高自控能力”。这样的“自省”，完全是强迫的，人们不是自觉自愿“自省”，而是被迫“自省”，奉命“自省”。对此，常务副检察长侯维垣说，“我当时就有情绪”，“我多次对李检说你是自己折腾自己，这就是一种负担。”这和时下到处流行的“强迫捐款”一样，只是强迫，没有自愿。

　　另一方面是“日记”和“批阅”的对立。既然写的是“自省日记”，那写什么完全是自己的自由，而且也属于个人的隐私，别人无权阅读。可是，平遥县检察院领导干部写的“日记”，却“每月底交给党组分管领导批阅检查，并定期交流”。检察长亲自挨个检查批阅，写了详细的评阅意见，把每人的篇数列出，并逐个点评内容。事情只有两种解释：如果写的是日记，任何人都不要偷看，那是违法的；如果写的东西要交领导批阅，请改掉名称，不能叫“日记”。

　　既然“自省”和“日记”说都站不住脚，却正儿八经出台文件，搞得有声有色。这就是权力者的威力。

　　这倒让我想起了30多年前搞的“斗私批修”的一套。领袖号召“要斗私批修”，于是全国上下，老百姓天天开会自我检讨，“狠斗私字一闪念”。结果有没有做到“把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依我看，天天斗私的结果，把全国的老百姓都逼成说假话的能手了。不检讨难过关，说大事怕惹祸，于是学会编些鸡毛蒜皮的事了。让你天天检讨，搞得人人自危，处于精神恐惧之中。

　　交给领导审阅的“自省日记”，会不会也会如此？一是逼人说假话。“每个人都有两本日记，一本写在日记上，一本留在心里。”副检察长蔚向勇说。二是维护了李检察长精神领袖的绝对权威。大家感到“好像每天犯了多少错误需要检讨一样”，担心检察长就更清楚自己每天所为，保证了“检察长对班子成员的监督。”那么，这里有民主吗？谁来监督检察长？

　　监督是需要的，但应该弄清基本方向，例如方向是对权力的监督，而不是强化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方向是用更加民主的办法来监督，而不是用专制的办法监督。而且，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更不能重演，思想控制的武器也太陈旧和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