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靠“太平绅士”诱升道德水准？

　　□蒹葭

　　近日，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民调所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以高达62.0%的选择率，成为专家眼中的“一号问题”。有专家提出，可以考虑恢复“爵位制”以激励公民的荣誉感。（《广州日报》2月20日）爵位最早萌芽于春秋时期，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是按照血缘关系对王室宗亲等级地位的一种划分，后世渐

　　至于用爵位制来提升社会道德水准，还真是闻所未闻。不错，香港的“太平绅士”可以算作一种“爵位”，但正如专家所说，那是在整个社会道德水准达到一定层次后，对其中一部分人的“额外”精神奖励，没人把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期望寄托在“爵位”身上。

　　事实上，纯粹的道德形象，在任何社会、任何年代都是十分稀少的，而绝大多数的道德形象都与现实利益、待遇紧紧联系在一起，否则就很难实现道德引领和示范的作用———谁会压抑自己的利益欲望，而去追逐一个纯粹的虚衔呢？谁又会有兴趣去向一个纯粹的道德形象看齐呢？反过来说，如果人人都能具有良好的个体自觉，社会道德水准还会低吗？

　　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必须按照一定的发展阶段逐步由低级向高级迈进，需要实现道德转型、道德创新和道德完善三个阶段。当今中国，应该说还处在道德转型这个基础阶段，人们之所以普遍感到社会道德水准低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转型期新旧体制的矛盾和摩擦、新旧道德观念的冲击与碰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道德不适、道德紊乱甚至道德畸形现象。

　　因此，当今中国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是，确立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体系，并通过非道德性制约机制，即经济、行政、法律和舆论等手段，来予以强制、强化。比如，法律可以制裁在经济活动中的非法行为，促使人们在付出的代价中提高道德觉悟；行政制约可以引入道德考核标准，对公职人员产生约束和激励作用；经济赏罚可以激发人们的高尚之举，舆论褒贬则更是具有独到的规范功能。

　　而设立纯粹虚衔的道德“爵位”，既没有任何现实约束力，在客观上也起不到激励、示范效果，对普通百姓来说，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就像“致富能手”荣誉称号不能催生“万元户”一样。

　　笔者认为，道德建设是个脚踏实地的艰苦过程，必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任何唱高调、耍花样、炒概念的行为，都是华而不实、于事无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