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通”的246封建议信

　　□文/图本报记者 戚耀琪 实习生 张伟聪

　　小市民痴心不改“热恋”广州地铁九年

　　在广州有这样一位市民，一年365日天天都在地铁线上“游车河”。九年来，他走遍广州所有地铁站，一上地铁就掏出小本子记下几时几分、出入站名、金额费用；凡是和地铁

　　64岁的严嘉汉是广东省气象局的退休干部，由于对地铁的痴迷与热心，他被聘请为广州地铁服务顾问、乘客监督员，成了比员工更加员工、比专家更加专业的一名古道热肠的“地铁奇侠”。

　　小小征文，提出数十条建议

　　小市民建议地铁别走中山八路

　　1985年，43岁的严嘉汉在香港第一次接触到地铁，之后他就常常念叨，广州什么时候也能有自己的地铁呢？为此，他开始着手收集各国的地铁资料。

　　1988年，广州公布了地铁筹备方案。身为工程师的严嘉汉经过实地考察和反复丈量后，发现地铁一号线走了“弯路”！他立即写信给政府，既然在中山八路没有站点，建议地铁不用经过中山八路，而是由陈家祠就转南行，经长寿路再到黄沙。这样便能减少一公里多的路程，能节约几个亿。政府最终采用的方案与严嘉汉的建议不谋而合。

　　光阴荏苒，又过了十年，广州地铁第一条地铁线1999年全线开通了。在《我看广州地铁》的征文大赛中，严嘉汉提出了数十项建议，以其过硬的见识获得了最佳建议奖。小小征文，开始让默默无闻的严嘉汉进入了地铁决策层的视线。

　　严嘉汉不是地铁专家，但他对广州地铁来龙去脉之熟悉程度，让好多人为之佩服，他先后被广州地铁运营事业总部聘请为地铁乘客监督员和地铁服务顾问。

　　在2002年7月2日的一封信里，严嘉汉提出地铁列车的广播问题，比如哪些地铁列车广播内容不清楚，哪些听不到广播内容；哪些车厢声音较好等等。当他把严密的记录呈交给地铁高层领导时，连工程师们都大吃了一惊。

　　六年写了246封建议信

　　地铁运行时刻就是他的生物钟

　　成为地铁乘客监督员六年来，严嘉汉共向地铁票务稽查部、安全稽查部及服务总台写了246封信，提出上千条建议、表扬和批评。记者在他家中见到，每一封信都整整齐齐地保留着备份，全部被编上了索引号码。

　　只要严嘉汉在广州，他一定坐地铁。无论风雨疾病，地铁的运行时刻俨然已经成了他的生物钟。“自己生命的每一个时间，几乎都在地铁记录本上留下印记。”他对每次所乘坐地铁的上落站、时间、价格和所见的问题全部记录下来。为此，他还编了一个表格，以方便在电脑上录入自己的出行记录。把这些“行程、时间都统计下来，甚至可以毫无差错的算出九年来严嘉汉在地铁里待的总里程数！”

　　2005年11月15日上午，严嘉汉在越秀公园站见到一对老年夫妇拿老人优待证办理了免费IC卡，他发现老妇所持的老人优待仅能半价，但却拿到一张老人免费IC卡。他当即请老妇把老人优待证和老人免费IC卡交给站务员。严嘉汉认为，站务员办理免费IC卡和老人储值票时，必须严格执行操作程序。事后，这名粗心的站务员还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哪个站务员表现好还是坏，哪个乘客有麻烦，站牌的灯是黑了还是亮了，标识高了还是低了，经常在地铁站转来转去写写看看的严嘉汉都晓得，以至每个站的站长都认识他。

　　最常在坑口和火车站“蹲点”

　　两条腿跑出一座人行天桥

　　在2000年10月25日的信件中，严嘉汉提到了当时坑口地铁站配套设施滞后。严嘉汉建议：坑口地铁站要与芳村客运站结成友好车站，资源共享，在客运站与地铁站之间建一座人行天桥，设电动扶梯，天桥设置上盖，并且应该直接与坑口地铁站站厅相接。乘客不用下了天桥再爬上二楼坐地铁。现在经坑口乘坐地铁的乘客在享受那份方便时，也许都没想到这是一位比专家还细心的市民严嘉汉用腿跑出来的。

　　严嘉汉坐地铁不仅是“游车河”，他最常去的是一号线坑口站、二号线火车站，他以特有的敏锐眼光认为，坑口站看似普通，却连接了客运站，是珠三角的运输枢纽，最容易发生问题。同样，火车站也是重要的枢纽，运营水平高低，遭遇什么新问题都是他重点记录和监督的。

　　严嘉汉参加过地铁公司的绝大部分群众意见征集活动，如地铁站名命名、线网规划等。在去年底的地铁票价听证会上，他第一个直言“实行新票制后，96.81%经常乘坐地铁的乘客中只有极少数能享受到很小的实惠，降价幅度太少了。”他又认为，“不管根据什么原则计价，乘客都是希望越便宜越好……从瑶台到华保花园的189路公共汽车全程票价2元，但坐地铁从三元里到磨碟沙则需要6元。考虑到堵车和地铁的高建设成本等因素在内，2号线全程票价在4元是比较合适的。”“虽然从西朗到琶洲这一区间票价降幅最大为2元，但试问有几个乘客会经常从西朗坐到琶洲？”

　　检查地铁指南找出43处错漏

　　全线“游动上班”，随时“飞行检查”

　　2001年6月9日严嘉汉给地铁服务总台写了一封信，他根据自己对地铁沿线的了解和勘察，对比了当时派发的《地铁沿线服务指南》一书，竟然足足找出了43处错漏，让人不得不服。顺着严嘉汉指尖，记者看到纠正意见一条条明了地列着：一、路名有9处错漏：体育东路应改为体育西路，体育西路改为体育东路，禺东路应为禺东西路；农林东路应改为农林上路等等；二、景点、单位位置有误：梅花村酒店应标在梅花东路南端；六榕寺在六榕路而不是在海珠北路；三、接驳公交车有29处错漏：37路东山－黄沙，应改为东山口－赤沙；61路中山八路－海印桥应改为窖口客运站－海印桥。

　　没有那个市民会像严嘉汉那样，对任何一个站的通道、方向、标志了如指掌，因为这些路径全部都已经刻在了他的脑海中。在全线“游动上班”，随时“飞行检查”的他，比任何一个站的员工知道的都多。

　　曾有一些乘客向严嘉汉抱怨花地湾站的指示不够清晰明了，令他们走冤枉路，甚至有乘客走错站台却不懂得怎样走回到应该去的站台。严嘉汉当即到花地湾站了解情况，于是一大堆问题又被揪了出来———站台箭头没有出口的英文字母，鲜艳的巨幅广告令指示牌被忽略。本报对此还进行了率先报道，最终促成了地铁站的大大改善。

　　16名监督员只有他痴心不改

　　为省钱常常沿着地铁线步行去看站

　　2000年起，严嘉汉成为了广州地铁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批监督员，随时监督一切不良现象并对地铁运营提出建议，看上去可谓是颇有趣的业余“闲职”。当时一共有16名市民受聘，分布在一号线16个站上。严嘉汉负责东山口的监督。然而一晃六年过去了，人员轮替，唯一痴心不改的就是严嘉汉。

　　初期聘请严嘉汉的时候，每个月他可以领到一张30元和一张50元的磁卡票，严嘉汉整天盘算着应该怎么坐车能够看最多不同的站点，找到不重复的问题。后来地铁使用IC卡后，他每个月领100元现金，但这对于整天要在各站奔走的他来说，仍是不“解渴”。在他退休的那一年，他甚至选择了沿着地铁线步行去看站。“我试过好几次从福今路的住处，走到火车站去，没什么的，专家说，步行是最健康的！”

　　直到2004年，严嘉汉才拥有了地铁员工的待遇，这对他来说真是如虎添翼，每天都泡在地铁里如痴如醉，帮忙过的乘客不计其数。每一单事情都能使他总结出不少建议出来。“找严嘉汉，去地铁站找吧！”这成了他身边不少人的说词。严嘉汉如果不在家，肯定就是在地铁里，或者在往地铁的路上。

　　“孤身一人，9年来天天走天天看，难道就不厌倦？问题解决不了，不感到无奈？”记者这样问他，严嘉汉很平淡，“我没觉得孤独过，除了因为有铁路情结，更多是市民责任吧。”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