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孔子、儒家与标准化

　　近日，中国孔子基金会拉起了“孔子像标准设计方案”的大旗。

　　据说孔基会想出“标准像”这招的缘故是目前的孔子像种种不一，“甚至还有神化和丑化孔子形象的现象存在”，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孔子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和人格魅力，也不利于孔子及其思想的宣传”。

　　对儒家文化本身来说，这种“标准化”举措并不鲜见。前贤大儒在儒家文化标准化方面也曾经做了不少工作。从西汉开始，独尊儒术成为学科规划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逐一设立，儒学也就重新获得了“官学”的地位。从此儒家学术中的主要部分被收归国有，对儒家文化进行标准化也就有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当时的儒家学术，在诸经典的基础上分有门派，各持己见，门户谨严。此时，获得博士地位，让自己的门派成为国家学科建设的一部分就成了各派儒生运筹帷幄的目标了。皇帝们筛选出儒家文化中对自己有益的部分，瓦解了不利的部分，建立了最初的儒家文化学术标准。

　　汉灵帝熹平年间，为了减少因为传抄引起的文字错讹，在蔡邕的主持下，一种名为“石经”的东西被制作出来。这种刊刻在石碑上的经文包含当时主要的儒学文献7种。在书写刊刻的过程中，标准的经典被确定下来，并通过“太学”的课堂传布四方。此后魏正始，唐开成，后蜀孟昶，宋太宗、高宗到清高宗各有刊刻石经的举动，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了“十三经”。

　　儒经文字的标准化对儒家文化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而儒学思想的标准化则让中国古代的文化生活陷入了窘境。为了起到“一道德”的作用，王安石借变法之机，将自己主持编撰的《三经新义》推广开来，并逐渐取代了各家前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成为了科举取士的“标准”，并对学术思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南宋至元代，朱熹的学说取代了《三经新义》成为科举的新“课标”，并逐渐演化成八股的“标准文体”。中国儒家文化的标准化运动，至此达到第一个高峰。

　　“孔子标准像”的设立显然是对这种“标准化文本”的突破。图像的传播效果远好于文字。它直观，富于现场感觉，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不能不说是当代某些儒家文化传承者对前辈儒家“标准化”活动的继承与发扬。

　　与标准化运动相对应的是，“非标准”的儒家文化被消灭掉。儒家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一度拥有“标准”的合法身份，并且也曾经在这个身份的掩护下传播甚广，号称显学。而它们一旦偏离了“标准”的轨道，显露出“非标”的苗头时，它们的结果也就不妙了。“纬书”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东西。这些被认为与“经”意义相似的文本，记录了古代圣王的言行，与朝代更替的秘密。

　　在光武中兴的年代里，它曾经获得了“内学”的称号，其地位较经学有过之而无不及。曹氏代汉之后，纬书迅速被宣判为“非标准”的儒学。

　　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这种曾经显赫一时的学问几乎被完全禁毁。包括《河图》《洛书》在内的近百种纬书，经过几百年的焚烧，留下的不过几十万字的残章断节罢了。“非标准”儒学的下场可见一斑。

　　“孔子标准像”诞生以后，包括吴道子版孔子像在内的历代孔子也会遭遇秦火吗？这个问题当然是多余问的。孔基会此次“标准像”征集活动，志也并不在勘订大成至圣的微言大义，或者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自然也不会做出垄断儒学权威，消灭儒学异端的事。那句“将在今年6月份的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推出”已经揭示了这一活动的意义所在。孔基会辗转反侧，所思所想的，恐怕只是厘定一张“圣像”，然后把“标准化”的孔子换成现金。这样一来，孔子像的“标准化”活动，到真的算是得了“标准”的精髓了。因为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是热爱标准化的，因为只有标准化的产品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机械生产的优势，实现“量产”。通过建立“标准”，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成为可控的。每一个人和物，都成为“商品生产”这个巨大机器的一分子，恪尽职守，安全可靠。这样，持续的利润也就成为可能。

　　在古代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民间的商业活动和生产活动始终没有生长出“标准化”这样的果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没有“标准化”这个概念。据说秦人翦灭六国时使用的弩机，就都是标准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