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大锅饭”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童华池

　　1958年秋天，一场“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全国，我的家乡——位于川西平原腹心地带的一个县城，当然不例外，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上了“人民公社化”的大潮。“

　　当时，我正在县中读初二。我们班上约有五分之三来自农村的同学，他们谈起吃大锅饭的情景——白米干饭随便舀，菜随便吃……如此这般，直听得我们家在城镇的同学大吞口水。

　　几个月后——1959年春天，喜讯传来：学校要吃大锅饭了！为这事，校长专门作了一场报告，听得全校同学眉飞色舞。

　　那天早晨7点半左右，早自习上了一半，伙食团的工友便开始摆饭了。摆饭的地点就在我们的教学区。工友陆续抬来几个特大号的甑子，均匀地摆放在院坝里。阶沿上摆放的一张张条形书桌即为餐桌。这一摆不打紧，早把饥肠辘辘的学生撩拨慌了——正在读语文课本的我们，纷纷把头伸向窗外观望，几个调皮的同学，竟冲到教室门口看热闹。巡视早读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联合“镇压”，才稍稍镇住堂子。

　　好不容易，下早自习的钟声敲响了，如打仗一般，同学们从各自的教室里冲出来，直杀向院坝头的甑子边。每个甑子备了十多把瓢儿，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密不透风。没有拿到瓢儿的，则一个劲地用筷子敲击饭碗，场面好不热闹。平时，老师天天都在教育我们要“礼让三先”，要有“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而此时此刻，受吃大锅饭的新奇感驱使，更主要的是肚子确实饿了，同学们都把老师的谆谆教导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班的班长个子高大，首轮舀到饭的非他莫属。班长真的还像个班长，他握到瓢儿就不放权，见到我们班的同学就帮忙舀。我个子很小，没有花多大功夫就挤到了班长的身旁，借了班长的光。

　　我们班一共6桌人，同学们陆陆续续舀到了饭，也先先后后地开始吃起来。这一餐吃的什么菜记得不太清楚了，大约是一盘泡菜，一盘凉拌菜，还有一盘红豆腐。菜不能说是丰盛，也还是比较可口。至于米饭，那是出奇的香。平时吃的饭，都是用自己的搪瓷缸装米，然后放到伙食团的蒸笼里统一蒸的，那样蒸出来的饭难免死板，且混和了一些杂味。“大锅饭”则是在特大的“毛边锅”里烧“米锅”，沥了米再在特大型的甑子里蒸好的，饭疏松而有弹性，软硬适度，加之无任何异味，故口感极佳。吃饭之时，同学们天南海北地“冲壳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享用着喷香的大锅饭，且又有“精神会餐”，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年代，似乎真的是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

　　这一餐，全校800多学生，伙食团一共煮了600斤米，米饭被吃了个精光。

　　直到甑子见底，学生仍不愿离去，一边敲碗，一边高声喊“还没有吃饱”。总务主任见状叫苦不迭，为了稳住局面，他不断安抚学生。经向学校领导请示，校方同意再煮一次饭，让学生吃饱。总务主任受命后，立即安排伙食团又煮了400斤米。约莫50分钟后，大四合院里再度掀起一个小高潮。甑子再次见底，全校学生才心满意足地去上课。

　　中午煮了多少米不得而知，反正学生们照样能吃。亲历吃大锅饭的我，现在都不敢相信，那时的中学生，胃口好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顿又一顿，一天又一天，就这样，我们无忧无虑地吃着，殊不知，危机已悄然降临。由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没有扎实发展的国民经济为前提，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陆陆续续地，全县各人民公社都缴不起学生的伙食费了，学校垫支的伙食费越来越多，最后，无比诱人的“大锅饭”也就寿终正寝了。第二学期开学时，学校伙食团又恢复了一人一个搪瓷缸蒸饭的老样子。

　　1959年国庆节开始，粮食供应陡然紧张，进馆子吃饭要收粮票了，买糕点一类食品也要收粮票。学生的粮食供应限量了，蔬菜、副食品供应则每况愈下。“三年困难时期”由此而开始……从吃大锅饭到日日与饥饿抗争，反差是何等之大！

　　现在，当我把“吃大锅饭”的经历讲给我的孩子或我的学生听的时候，他们都认为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这段历史又怎么能轻易地忘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