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不要给改革者轻易扣帽子

　　2006年1月20日，江苏省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闭幕，47岁的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以541张的高票，当选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这位“最具争议市委书记”的擢升，显然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以至中央政府的支持与肯定。1月25日，当年另一位富有争议的长冶市委书记、现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向仇和发出贺电……《经济观察报》记者日前就此专访了吕日周。

　　问：我们知道，同是“改革明星”，你与仇和有过沟通，这次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你有什么想法？

　　吕日周：仇和当选副省长，不论他分管什么，都是一个改革的胜利，这是中央和江苏省委一个正确的干部导向。

　　问：你一定在仇和身上看到了自己。去年你去宿迁考察，会晤了仇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吕日周：最大的感受，是体会到了江苏省委给宿迁提供特殊政策的苦心。宿迁是一个贫困地区，有江苏省委的支持，有仇和的大胆干、大胆“冒”，才发展了起来。宿迁之行更加坚定了我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要支持仇和、爱护仇和，要给他宽松的环境，理论界与法律界的人士，最好能通过其他渠道给仇和提建议，尽量不要在公开场合争论他，更不能简单地去否定他。

　　图：2004年7月14日，宿迁，吕日周会唔仇和（右）

　　另外，我觉得仇和一定不能忘了宿迁市长张新实对他的全力支持。在宿迁，我们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和谐，这使我非常羡慕。

　　问：当下确有很多对仇和的非议，评论者认为，我们需要更好的民主政治制度安排，而不是人治手腕高强的“青天大老爷”。所以，尽管大家都承认仇和干了很多实事，但因为他是“强权政治”，一些人士说“宁可不要仇和”，“仍然要从总体上否定他”。

　　吕日周：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组织建设上的反映。坚持民主集中制下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是我们必须实行的一种领导体制，对此我们一要坚持，二要完善，以充分发扬民主，防止可能出现的“一把手”专断现象。但我不赞成用“强权政治”来概括在民主集中制下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起着模范带头作用的领导干部。

　　问：仇和当选副省长后，不搞以权谋私那一套，他在乡下的兄弟姐妹，没有因为他“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与那些周末回省城度假的官员也不同，他非但一个人去了贫瘠的苏北，还把妻儿从省城移居到苏北。可以说，仇和在这方面声名清卓，的确是一个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干部。但问题是，批评仇和的人说他过分插手行政事务，说他漠视正当程序推进改革，他们很难将这些与“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画上等号。

　　吕日周：不靠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仅仅靠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必须把体制内的艰苦奋斗与体制外的自主创新结合起来，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要支持用这种办法解决问题的人。

　　问：但也有人认为，仇和干的不少事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比如让人在电视中示众忏悔，比如强制拆迁。有一个细节被一些评论者反复引用：“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去，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仇和治下出现这样野蛮的场面，难免使人心生恐惧。

　　吕日周：目前，社会各界对于仇和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根据一份报纸的一篇报道而来。以一篇报道为依据来评价一个人，难免有失公允与全面。我记得那篇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说仇和走在一群干部的前面，显得有些落寞、孤独，这就过于主观了。他要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什么投票中能得到那么多票呢？一个领导干部在现实当中，他可能走在前面，也可能走在后面，更多的时候，他会走在中间。实际上，报道中的仇和与生活中的仇和，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应该理性、辨证地看待仇和，尽量深入地了解他，而不能依据一点点资料就对他下定论。

　　问：人们的确一直在把你与仇和相提并论……

　　吕日周：把我与仇和相提并论，我有沾光的感觉。我不如仇和。仇和是我的榜样。他在宿迁的改革力度与勇气，都比我大，而我为了班子的团结，作出过一些妥协。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遇到体制漏洞，就会利用这种漏洞谋私，另一种人发现了体制漏洞，就用自己的身体去堵上，仇和就是这种奋不顾身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仇和是一个英雄。我们塑造过很多牺牲了的英雄，但也应该发现这些生活中的英雄。

　　问：我一直认为你有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是不是也因此戴上了与仇和一样的“人治”帽子？

　　吕日周：什么是人治？我吕日周解决问题，我作为市委书记代表市委去行使权力，就成了人治了？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就是人治了？这样的人治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单给吕日周扣上这顶帽子？乱扣“人治”的帽子，就是对民主集中制和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的否定。如果领导干部的带头、带领、带动也算是人治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治就是越强越好。

　　当然，人治是法治的对立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从长期来讲人的作用是不完全可靠的，多数情况下只能解决表面的、局部的、临时性的问题，所以必须通过民主和法治建设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终不再需要领导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后来我在长治也力图用制度建设解决问题，长治走向了“五大监督”———首先是长治市委和市政府进行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然后是以人大牵头的法制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新闻舆论监督，还有民主党派监督。但从人治走向法治，这是一个过程。

　　问：不过人们感觉你与仇和总在做着一些标新立异的事情，你们的身上已经贴上了“有争议”的标签。

　　吕日周：在体制内我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一把手”率先垂范，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党和人民的要求，不是我的发明创造。

　　而在体制外的自主创新上，你不担风险谁担风险？要等统一了思想再干，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有在干的过程当中统一思想———这是万里同志亲口对我讲的。现在有大量的问题存在于社会上，没有人去解决不行。要解决问题，就要敢闯敢冒，不冲一下，时机永远也不会成熟。不拼上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模范带头作用。任何一个改革突破，都是从模范带头作用开始的。

　　实际上，我也不是完全认同仇和的改革，比如宿迁卖小学就有些不妥。但改革应该允许失误。

　　我们的社会对改革者要宽容，不要随便扣帽子。理论界、法律界的批评也还无所谓，更可怕的是党内有人以组织的名义给你戴上“有争议”的帽子。“右派”的帽子还可以摘，但一旦戴上“有争议”的帽子，你是一生也摘不掉的。我想，如果仇和没有那么好的环境，没有那么坚定的意志，早就让这顶“有争议”的帽子压倒了。

　　问：直到现在，还有媒体试图展现你在长治的另外一面，不仅是讲你“有争议”的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反面的评价。

　　吕日周：不要计较这些事，历史会证明一切。过几年，你再到长治做一次调查，一切真相大白，高下立判。

　　(本文未经吕日周本人审阅）据《经济观察报》

　　吕日周，1969年山西大学毕业；2002年2月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2003年1月15日，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曾是划时代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的原型之一。

　　吕日周在山西长治以一把手的身份和权威大胆推行改革，反对浮夸，勤政廉政，廓清吏治，取信于民。他拿乡镇企业局开刀，将该局统计数字的水分挤掉44%；他督促市统计局制订《关于挤水分的实施方案》，全市动员挤水分，然后公开见报。

　　在吕日周的主导下，长治市在全国开创了党委机关报公开批评政府主要领导、地方党委和党委通过正式文件赋予媒体舆论监督的“尚方宝剑”的先河，———凡此种种，使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仇和，1957年1月生，大学学历，助理研究员，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月参加工作，2001年8月任宿迁市委书记。

　　仇和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当地的改革与发展，署理治安，铁腕反腐，卖国企，卖医院，卖学校，卖幼儿园，尽显强权之能事。他勒令三分之二的宿迁官员离岗招商创业，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强扣公职人员工资，———凡此种种，引起广泛批评，使他有了“全国最具争议市委书记”的称号。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