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杀人案:震惊之余的思考

　　本报评论员闻过

　　正在审理中的北京大学一学生为争夺女友砍死同窗一案（详见昨日本报A7版报道），有许多让人深思的地方。这起个案和其他有关案件再次说明，如何对学生进行基本的人际交往教育和挫折教育，并不亚于单纯的知识灌输。

　　这里笔者不想再分析造成这起惨案的大学生安然，到底是否精神病人。这应该由医学鉴定予以回答。从凶杀案发生前几件事情看，如果有适当的干预，这幕惨剧本可避免的。

　　报道说，安然在上解剖课时，用不打麻药等方式虐待被解剖动物，令被解剖的动物惨叫不止；还有一次，拉断活兔子的动脉，血浆喷到自己和周围同学身上。面对同学的指责，安然还晃着手术刀，声称拉断同学动脉解剖。对此，新闻报道用了一个词，凶手被疑为有暴力倾向。

　　问题是，面对学生身上已经暴露出的暴力倾向，我们看不到负有引导职责的老师、辅导员的身影。作为一个大学生，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们确实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从最初与同学争执的小冲突，到矛盾的激化、尖锐，直至最后的恶性冲突，如果有老师开导、干预，可能会好得多？

　　鉴于安然行凶前的一些行径，同班同学曾联名建议学校将其开除。对此，学校负责处理此事的老师称，学校不能因为某位同学人际关系不好就将其开除。不错，同学联名要求开除某人，不能作为开除的凭据———否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但是，我们有理由问，这封联名信送给谁了？是辅导员还是负责学生工作的学生处？这封信现在何处？联名信其实是来自最基层的反映。对此，有关部门有何基本的反应？最怕的就是接信者看也没看就束之高阁，或弃若敝屣。是否有人出面解释？是否给予答复？是否采取过措施？至少从报道披露的情况看，回答只有一个：没有。由信的石沉大海到无反应，这已经不是麻木了，而是可怕的官僚主义；从产生的严重后果来说，说老师、学校失职不为过。

　　由大学生变成杀人凶手，笔者又联想到最近多起大学生自杀案。它们都暴露出一个共同的问题，许多大学生可能在学业上很优秀，但心理却很脆弱，一旦遇到挫折———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的挫折———困扰之时，往往会选择走极端。“现在的学生，普遍输不起。”一位老师这样告诉我。如何进行挫折教育，如何让学生走出自我，学会与人相处，也应该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