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我的无耻向谁诉说？

　　时报新闻眼椿桦

　　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与深圳天价住院费事件之后，不少的医院“黑幕”仿佛被揭开了盖的魔盒，纷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事实上，人们对某些黑暗度还不是特别深的违规现象已经显得比较宽容了，因此，齐齐哈尔市一患者死后12天仍有百项收费，医院起诉家属追讨尚欠的8809.84元费用（《生活报》2月21日）的怪事虽然也引起了人们的愤慨，但关注

　　患者入院仅24小时便宣告生命终结，但荒唐的是，对他的各种医疗收费却没有终结，这件事儿与去年的天价医药费事件何其相似？如果不是医院急于将“简单的事情”诉之法院，恐怕，一个同样具备“轰动效应”条件的医院会被埋没，我是否可以将此理解为，医院之所以急于将事件推向公众就是要让“强势的歪理”得到社会普遍接受？

　　按理说，做了令公众强烈不满的事情，应当小心地藏着和掖着，但我认为，那指的是一些尚能将黑白辨别出来的人，那些习惯于错把邪恶当正常的人则不在此列。大家肯定跟我一样，曾经多次在影视或小说中看到这样的经典对白：“嘿，我打你了，你告我去啊！”这完全就是那种试图把无理当成“弱肉强食”情形下的“有理”，并让公众习惯屈从歪理的思想作派。当然，这样一种用之于社会的危险思想同样也取之于社会。

　　我想，在去年“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至今尚未水落石出的情况下，部分医院肯定把对医疗领域不正之风的整治当成了“纸老虎”，可见，公权力的刚性不足会让腐败现象产生强大的免疫力。而法制与纪律监督的不健全，同样也会使一些不正之风横行无忌。就拿这件事儿来说，医院先入为主，在法庭上赢得主动权，目的是要让消费者对自己的强势地位产生惧怕，毕竟打官司对穷人来说，不是一个好选择。而即使医院的诉讼不成立，最多也就是放弃这笔“莫须有”的收费罢了。医院无须赔钱，院领导更不会被制裁。

　　事实上，早在院方回答患方质疑时，就毫不回避其理屈词穷仍坚持强硬的态度，他们仍然拿上个世纪用来哄骗文盲的方法来解释“死后收费”的理由：是电脑记的账。看来，要想讨个说话，只有找电脑算账去了。当然，他们也给出了一个“万一出错”的处理方法，那便是一个“退”字了得，而无须向患方提供任何补偿。莫非真的是拿卑鄙当作通行证了么？

　　自从孤独的耶稣叹曰：“我拿我的苦恼向谁诉说”以期待理解时，人们跟着也喜欢发出“我拿我的快乐向谁诉说”之类的慨叹，以找人分享当时的快感。而某些无耻者大张旗鼓地展示自己的无耻，使我不禁想到，他们莫非也要宣示一下自己的无耻，以期待社会全盘默认么？基层干部不是用来炒更的

　　凡是有在外面混得不错的人回农村干事，必然会引起“哇声一片”，这不，山西亿万富翁张高升要返乡当村官回报父老乡亲（《北京晨报》2月21日）的新闻一经披露，对张高升的动机猜测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笔者对张高升的动机不感兴趣，只对他回报父老乡亲的方式提点看法，希望张亿万理解。

　　首先，我得在这此提一提曾在媒体上引发争议的海南省原副省长陈苏厚，陈苏厚退休回乡当农民，做“编外村官”带家乡父老脱贫致富（《市场报》1月4日）的做法赢得的赞赏高于猜疑。原因很简单，一是，他退休了，可以专心干事；二是他只当“编外村官”，不影响村里的“政务”。但张高升的情况则不同，他是山西鑫升焦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兼任河津市政协常委、河津市工商联副主席两种职务，现在他以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回报乡亲，却始终不表明他是否辞去了与现有工作相抵触的职务，这是否有“炒更”的嫌疑呢？如果拿堂堂的基层官员的身份当兼职，显然是不合法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但基层民主不能作为换取这一条件的代价。张亿万想回报村民，所以当村官，如果王亿万想回报全县人民，是否可以当县官呢？显然，村民直选这一关是要过的。但如果真让村民投票选举，那民主就值得怀疑了啊！你想想，张高升承诺拿出400万元分别用于建学校、让村民免费看上有线电视、补贴村民用便宜的电、给村干部发工资等。这一系列举措是否有贿选之嫌，对其他候选人是否公平？

　　而当张高升做上了村官，管理与监督又成了问题。目前，他给村民们带来的好处并不是从农村经营管理的效益中获取的，而是他财大气粗的腰包所补贴的，尤其是村干部们，工资由张高升个人发放，这是否会让人产生村委会是私人雇佣的，而不得不一人独大的担忧？

　　无论张亿万回报村民的动机如何，但他带来的积极因素是可以期待的，但愿张亿万遵循的是国家的制度，而不是依靠金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