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比”不是问题

　　马国川

　　针对很多网站和平面媒体“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的报道，2月21日，人民网刊文详细分析了我国目前公务员的规模，指出我国的“官民比”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社会舆论的议论性、情绪性的比重过大，专业性、科学性的研究很少。(人民网 2月21日)

　　人民网的文章可能会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官民比”的关注，并触发新一轮的争论。笔者无意介入这个问题的争论，而是想起前不久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去年河南省省长李成玉曾经批示，要求执行休假制度。但是一年过去了，文件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基层县市公务员喊累，“几乎每周都加班，根本没有休假这个概念，周六周日能休息好就不错了”，而省里各厅、局的公务员也说，“手头工作太多”。（人民日报 2月10日）

　　公务非常繁忙，甚至在省长批示后都没有时间休假，这似乎说明我国的“官民比”并不高，反而有些偏低。可是，为什么另一方面包括民众、媒体和领导讲话普遍对党政部门机构膨胀严重、官民比例过大表示不满呢？

　　按照一般规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是从一个全知全能的“大政府”转变成为“有限政府”。但是，中国的改革语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的改革，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恰恰是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推进的。政府不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设计者，也是实施者。各级政府和官员的中心工作，就是千方百计搞活经济、促进增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但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更是20多年中国政府行为的基本特征。

　　应该承认，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但倚重政府作用，也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崇拜政府能力，滥用行政资源。目前我国乡镇一级财政亏空严重，就是滥用政府能力和行政资源的一个典型表现。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公众，都误以为没有政府做不到的事情。从公众角度讲，一方面抱怨政府管得太宽，限制公民自由；另一方面又崇拜政府，凡事找政府。从政府角度讲，一方面迷信自己的能力，尤其是过度利用政府功能强行推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又疲于应付，时时表现出力不从心的困惑。

　　现代政府理论认为，一个合理的政府规模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保持政府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建设“有限政府”的关键，并不在于公务员规模含义上“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哪个更好些，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是否“有效”、“有为”。过去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是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的原因，也是人们对官民比认识分歧巨大的根本所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官民比”不是问题。如果说过去政府介入经济建设有一定的必要性，那么今后如果它不积极进行二次转型，它就会束缚生产力。在政府职责没有厘清的前提下，讨论“官民比”没有意义。只有在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二次转型，真正厘清自己的职责后，我们才能看清楚，中国的“官民比”到底是大还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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