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同居三年母女被弃　打工妹维权无门

　　因未婚同居遭受侵害的外来女工人数居高不下，妇联呼吁外来女工“爱自己”

　　专题统筹新快报记者张英姿专题执行新快报记者文安

　　专题指引

　　节后找工大潮一拨拨涌入广州，其中不乏十几二十岁、涉世未深的打工妹。对于她们来说，广州这个大都市，既陌生又充满诱惑，既新鲜又充满危险。一位心理学专家分析说，面对广州的灯红酒绿，外来女工往往感觉孤独，情感的缺失会让她们“找依靠”的欲望非常强烈，因此往往选择非婚同居。

　　记者昨日了解到，2005年前来广州市妇联维权的女性中，三成左右是外来人口，其中因为男女感情问题而维权的人占绝大多数。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去年因未婚同居遭受侵害的女性维权人数居高不下，由于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受害女性的维权道路并不平坦。

　　广州市工会2005年的数据统计表明，广州近百万的外来女工中，15-24岁的年轻女性约有70万人，71．5％为农业人口，84．11％为初中以下学历，70％的人在工厂，20％的人从事服务业。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打工妹大多单纯、传统，对危险缺少警惕，面对伤害时毫无办法。

　　个案一

　　轻率同居害幼女无父

　　玲儿刚满3岁，很瘦。她妈妈程箐约见记者的那天是去年广州气温最低的日子——12月13日，红色寒冷预警高悬。

　　藏在外婆怀里的玲儿黑黑的眼睛骨碌碌乱转，但一直不肯说话。“玲儿来广州做什么？”记者随意逗她，没想到她一下就开了口：“我来广州找爸爸。”母亲程箐忍不住叹息，她告诉记者，玲儿她爸已经另有新欢。

　　1999年，程箐在广州认识了湖南籍打工仔原山，半年以后就与比她大十多岁的这个男人租房同居了。程箐告诉记者，喧嚣的广州让她心怀惶恐又充满期待，“想找个依靠，他那时对我很好，说要努力赚钱和我结婚”。从2000年到2002年，原山曾多次随程箐以未婚夫的身份回到湖北。老实巴交的程箐父母催促二人赶快办结婚手续。

　　但原山总是把不能结婚的理由归咎于“没钱”。2002年底，程箐怀孕了，次年被原山“劝回”湖北生下孩子。“他总共给了我几百块钱，也不提来接我们母女的事，我预感到，他在广州肯定又有了女人。”程箐的眼眶红了。

　　抱着襁褓里的女儿，程箐南下寻夫，果然发现原山已另有爱巢。开始时，原山还会抽空来看程箐母女，但2005年后，他来得越来越少，最终绝迹。玲儿的记忆是从寻父开始的———在母亲的怀里，走遍广州的大街小巷，寻找着她已记不清长相的爸爸的踪影……

　　2005年8月，程箐以玲儿的身份将原山告上法庭追讨抚养费，三个月后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原山不承认孩子是他的！没有结婚证，法院没法强制他去做亲子鉴定。”程箐的声音有些颤抖。妇联干部建议她以遗弃报案，以刑事案件的程序完成鉴定，但这时原山除了一个间歇开通的电话外，再没有别的寻找线索了。

　　今年春节，程箐因经济等问题不得不离开广州。临行前夜，她给记者打来电话，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回来找到原山，玲儿到现在还没有户口，我不能让自己的轻率影响孩子的一生。”

　　个案二

　　同居富商背后女人不止一个

　　“交往一年多后，我才知道他在福建有老婆！在广州还有‘二奶’、有和‘二奶’生的孩子？太荒唐了，我算什么？”去年11月11日中午，记者在石井东方红医院见到了病床上的果果。在得知自己的同居男友背后女友不止一个，并被对方的“二奶”当众羞辱和打伤后，这个29岁的陕西女孩割腕自杀。

　　果果的声音很好听，她说来广州之前自己是陕西某电台的播音员。“广州有很多机会，但竞争更加激烈，遇到这样一个有权有钱的人主动接近我，我有些迷失。”瘦小苍白的果果蜷缩在白色的病床上说。整个过程，她都只用“那人”来称呼对方：“那人说他离婚了，需要我这样温柔、善解人意的女孩在身边。当时我在一家公司做管理，很忙，也很累，希望搭个‘人脉’，以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果果和“那人”的“家”在“那人”办公室的楼上。“几乎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可是不久，就有人告诉果果，“那人”不仅在家乡有妻室，在广州还有另外的女人，并生了孩子。“这些消息得到证实后，‘那人’一下变了脸……这个和我同床共枕的男人，竟然纵容那个女人当众殴打我，侮辱我……”果果呜咽起来，侧过脸紧咬住嘴唇，任由泪水在脸上纵横。

　　果果的主治医生证实，果果住院时失血严重，神志已经不清，但她一直在大声喊叫，拒绝缝针，“缝针后还一直拒绝打吊针，几天不吃饭。”医生称，临床表现如此激烈的人多受过致命打击，心理异常导致行为过激。

　　记者见过果果时，她已经平复很多，但说话间仍抑不住会情绪激动，说着说着就泪水满脸。很长一段时间，果果还会在每天凌晨发短信给记者，语气悲愤：“那耻辱的一幕如此强烈地涌上心头！难以呼吸。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记者从妇联接访处获知，“那人”是槎口一家著名玻璃公司的老总。据悉在得知果果割腕的消息后，“那人”表示愿意承担医药费。记者在年前拨通了该老总的电话，他推说自己正在和“很重要”的人打球，并一再强调身在福建，答应回广州后尽快和记者联系。但直到发稿，记者还没有接到他的电话，而他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日前，记者再和果果联系，发现她的电话号码已经过期。看来，果果最终选择无声地离开广州。

　　图：得知同居男友背后有不止一个女人，果果割腕自尽，幸被抢救过来，但她心头的创伤却永难平复。

　　个案三

　　拼了5年房子“飞了”

　　小那和倾心相爱的男友同居5年，打拼5年，终于从棠下村的民居搬到知名小区的洋房，终于在广州拥有了自己的“家”。但就在这时，男朋友突然提出分手。“他说已经不爱我了，我无话可说，但刚买的房子怎么能算是他的呢？我为这套房子吃了5年的盒饭！”小那气愤地对记者说。

　　“没有结婚证，我们就没有共同财产，当初买房子用的是他的名字，我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房款有我一半。”小那后悔莫及。权益部的接访人员虽然尽力调解，但小那男友不肯接受，接访人员最终没能为小那讨回房款。

　　记者从妇联权益部了解到，小那的情况并不少见。权益部工作人员惋惜地说，“没有结婚证，所有的财产纠纷就是普通债务纠纷，没有证据很难维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专家透视

　　外来女性为“找依靠”同居

　　调查因未婚同居权益受损而来妇联投诉的外来女性，记者发现七成以上女性是在来广州的一年内和异性同居的，她们当时的心理惊人地相似：找到依靠。对此，一位心理学专家分析说，面对广州的灯红酒绿，外来女性往往感觉孤独，“这种情感缺失是促使她们选择同居的根本原因，有的同居是因为爱情，有的则未必”。

　　要保护外来女性在未婚同居中不受侵害，妇联工作人员认为首先要有人关怀和理解她们。据介绍，广州市妇联近已将讲座开到外来女工最集中的工厂里，从心理和身体方面教导女工保护自己，并帮助生活枯燥的外来女工安排她们的业余时间。

　　据妇联权益部负责人介绍，轻率同居出现问题，对女性极为不利，但最终受害的往往还是非婚生下的孩子，他们从出生起往往连正常的出生证明、户口都没有。权益部部长揭河还告诉记者：“因为户籍关系，外来女工申请法律援助也有困难。”因为申请法律援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或者有本地户籍，或者有超过一年的暂住期，“但很多人不办暂住证，这样就失去了申请法律援助的资格”。

　　在记者结束采访之前，一直很客观解答问题的这位女干部忽然很动情地说：“广州爱她们，但她们也要珍惜自己、爱自己，就算是为了以后的孩子有个合法的出身，也要慎重对待未婚同居。”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