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大师乘火车从巴黎来穗

　　摄影大师乘火车从巴黎来穗

　　法国人克劳迪·斯鲁本以在旅行中摄影著称，其作品展今日在穗举行

　　即便是他在广州怡乐路一处工地外墙上摄下的那一丛忧郁的兰花图案(那堵墙在他拍照后一个月即被拆除)，我也越看越迷了，不是因为我亲历了这个场景，也不是因为兰花作

　　——广东美术馆摄影工作室项目负责人蔡涛

　　《没有终点的到达》今天将在广东美术馆举行。这是43岁的斯洛文尼亚裔法国摄影家克劳迪·斯鲁本继参加2003年平遥摄影节之后，第二次向中国观众们展示他的作品，此行，他还有个目的——为广州监狱里的青少年犯人举办摄影学习班。

　　此次，克劳迪·斯鲁本带来1992年到2005年期间创作的210多件作品。波罗的海的海滨、巴尔干半岛、黑海的冬季、前苏联劳教所、广州怡乐路的小吃档……这是一个纯粹用黑与白构成的世界。

　　在平遥摄影节上，斯鲁本结识了广东美术馆摄影工作室项目负责人蔡涛，表达了想把为青少年犯人举办摄影学习班的艺术项目开展到中国监狱里的愿望。十年来克劳迪·斯鲁本在欧洲监狱里为青少年犯人开办了不少摄影学习班。

　　2004年11月，应广东美术馆邀请，克劳迪·斯鲁本第二次来到中国，在广州、韶关、开平、连州等地进行为期十天的创作活动。此行最后一晚，美术馆为他举办了一个讲座活动。广州槎头劳教所的十多位干警也来了。昨日，一位干警回忆那晚初识斯鲁本起的印象：

　　他给大家放他在拍照时的一些片子。画面里，斯鲁本穿着件破破烂烂的黑色风衣，相机就藏在他的衣服里。他总是出其不意地掏出相机按快门。他还说：“人们以为我是疯子。”

　　本周二，为了此次展览，斯鲁本在广东美术馆布展人员下班后，又独自一人在偌大的展厅里干到凌晨三点。一位工作人员说：“斯鲁本说我们一堆人一起弄，他没办法思考.....”

　　【旁白：斯鲁本是广东美术馆在广州火车站迎接的第一位海外来客。两次从巴黎来到广州，他都选择火车这种交通工具，而不是12小时的空中飞行。在缓慢的旅行中摄影，是这位独立摄影师的工作习惯。这种习惯与他的成长环境不无关联。】

　　相机于我是救命稻草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许多作品都是在火车上透过车窗拍摄的，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摄影方式？

　　克劳迪·斯鲁本(以下简称“克”)：我出生在火车上。那“咔嚓、咔嚓”的声音是一种韵律，从我生命的一开始就影响了我。

　　我是一个移民。儿童时代在斯洛文尼亚度过，在法国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事实上，从我的曾祖父、祖父开始，为了躲避战争、为了生活，不得不停迁徙到欧洲各地去劳动。

　　记：您是一位英美文学硕士。在巴黎曾经当过英语老师。但是您选择了摄影为事业。

　　克：14岁时，我接触摄影，但只是学习拍照，冲洗胶卷。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噩梦，梦境里我从一个洞里掉下后，不停坠落，呼吸到一种死亡的感觉。突然我的手上出现了相机，它如降落伞一样将我拉起来，像救命稻草一样。真的很神奇！

　　摄影让我在一种不断漂泊的状态中，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让我能够去感知自己的内心和外面世界。

　　少年犯作品比我的还好

　　记：您追求一种自由的创作状态，但是您又走进没有自由的监狱去，教孩子们拍照。这看上去很矛盾。

　　克：对，它们看上去是对立的，我喜欢走这种极端。摄影如走钢丝的人拿在手中的那根棍子，保持着我的平衡。人只有一生，我很想通过相机去做有深层意义的事。

　　记：您开展这个项目时，怎么说服管理监狱的人，获得允许的？

　　克：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写文件申请，办很多手续。这个工作很复杂。我还向他们保证，这个艺术项目不会给监狱带来不好的影响。

　　记：说说您第一次给少年犯们上课的情形吧。

　　克：第一堂课，我很忐忑。我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并和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握手，询问他们的名字。

　　我给每个人都发了莱卡相机和胶卷。他们一开始戒备，犹豫该不该接受，也许长期受到了不良对待的缘故吧。有的孩子一开始会对相机搞破坏。当他们看到我开始教他们摄影的技术时，才发现这个陌生人不是闹着玩。

　　我要求警卫必须在课堂外面，不能监视孩子们学习。这就发生有趣的事情：有时大家拍照拍得开心时，他们会跑来跑去，发出很大的声音，警卫听到了，很急地敲门，喊着，“发生什么了，有事吗？”有时教他们冲印照片，教室里很安静，警卫又敲门了，“没有人了吗？”(笑)

　　记：您把摄影带到监狱了，孩子们除了学会拍照，还有哪些收获？

　　克：这些孩子原来在监狱里，就像受伤的动物，很少有自己的思想。但摄影是独立的思维，拍照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思维的解放。摄影给他们带来自信。每隔一段时间，他们把大量的作品交给我。我再拿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这都是你们做的”。孩子们获得一种成就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作品比我的还好。

　　记：但是听说您最早在法国那所少年犯监狱开展的摄影培训项目，被强行取消了。

　　克：是的。因为孩子学习了很长时间后，因为摄影而变得快乐了。但在一些人眼里，他们被关进监狱，就是来受苦的。对此，我挺无奈。

　　之后，我又申请在其他一些国家地区开展了少年犯摄影培训班项目。现在，爱尔兰的监狱主动向我发出了邀请。

　　记：听说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你打探，在广州或者广东的监狱里为青少年犯人举办摄影学习班。

　　克：我在2003年就有这个设想，地点希望就是在广州。现在还没有进展。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但是我也很固执。

　　我只能算半个男人

　　【旁白：斯鲁本的祖国斯洛文尼亚地处巴尔干地区。这里自古就是欧洲大国争夺的焦点，战火不断。1992年到1995年，波黑战争发生。巴尔干半岛、黑海地区、前南斯拉夫、前苏联......这些成为政治焦点的国家地区，不断出现在斯鲁本的照片中。】

　　记：您拍摄了一些经历过战火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在你的作品中，却丝毫看不到战争的痕迹。

　　克：在巴尔干地区，一生经历两次战争，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而我只能算半个男人，我经历了波黑战争。

　　我几乎没有反映战争的作品。我一直无法进入到战争前线摄影的状态。我也不愿去拍摄那些战争后满目疮痍的画面。

　　中国是个“大烟花”

　　记：您三次来到中国。您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克：中国是一个大烟花，处处都有流光溢彩的地方。但烟花的缺点是易逝的，我希望中国的艺术不要停留在娱乐上，要有东西可以沉淀。

　　【人物档案】

　　2000年Niepce奖，2004年“莱卡奖”得主，克劳迪·斯鲁本是一名斯洛文尼亚裔的法国摄影家，定居于巴黎。1963年3月3日出生于巴黎，曾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自1995年以来，一直为欧洲一些国家监狱里的青少年犯人举办摄影学习班，此举得到马克·里布等著名摄影家大力支持。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许黎娜

　　实习生周江

　　(广东美术馆蔡涛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

　　斯鲁本的作品：广州怡乐路的兰花。

　　2004年11月，斯鲁本在怡乐路拍摄。蔡涛摄

　　2004年11月，克劳迪·斯鲁本在开平街头拍摄。蔡涛摄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