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言论：中国农民能富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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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把农民增收当作工作目标差不多有七八年的历史了。农民增收的指标是每年增加5%。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这是一个惊人的承诺，因为保持居民(更不用说农民)可支配收入连续增长5%的国家实在是凤毛麟角。从个人生活看，这也应该是一个体验生活蒸蒸日上的过程。一个人从幼年开始，经过40多年，他的家庭人均收入可以翻上10倍，这真是

　　其实，“农民”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在这里帮了很多忙。这些年来，在“农民收入”概念中的农民，有很多已经不是农民了。按统计局的资料，9亿多农民中差不多1亿8千万不是农村的常住人口。常住在农村的人口，又有1亿多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工作。这些人口的家属又有约3亿。所以真正靠土地生活的农村人口，也就3亿左右，就是这部分农民，他们的实际收入很难实现年均增长5%。

　　如果算一个大账，中国农民销售农产品直接收入大约1万1千亿左右，这给农民带来人均收入1300元左右。这部分收入是不可能按照5%的速度增长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全国人均的食物消费量基本不变化，而全国人口增长也不会按5%的速度增长，这样，每年需要的粮食是有限度的。正因为这个道理，近些年来，中国纯农户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只是这几年因为国家又是免税，又是直补，纯农户的收入才开始出现增长。

　　在中国目前条件下，真正的农民(即纯农户和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收入低下且很难增长是不奇怪的。一个农户种六七亩粮食，按这几年的成本和收益状况计算，全年下来也就得到2000元左右的纯收入。这个收入好像是很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很大。因为农民种地的工作日不多，平均一个工作日的报酬可以达到50～70元，这个工资水平也差不多是城市职工的平均水平了。这样说来，中国农民的收入问题是一个就业问题。农民的劳动时间不足是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

　　知道了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似乎有两个办法解决问题：一个是让农民精耕细作，多投入劳动，以增加报酬；另一个办法是减少农民数量，让每一户农民尽可能多耕种土地，以增加劳动时间。从世界农业发展的经验以及我们在国内的调查看，第一个办法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想法。我在华北一个平原县看到，农民对劳动投入也是非常计较的，只要使用机器和化学药剂的价格到了合适的水平，农民宁愿用它们替代自己的劳动。从经济学的道理上说，劳动投入的边际报酬也是递减的，农民会在工作与闲暇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

　　精耕细作的办法不行，而加快扩大农业规模经营的办法又如何？这个办法的前提是大量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出路，但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的农户平均耕种1公顷多点的土地，农民的生活平均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城市生活的一般水平。中国农户要平均耕作1公顷，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农民要放弃耕作土地，到城市去工作，也就是说，城市化率要达到70%左右。按以往经验，要达到此水平可能需要25年左右。似乎太漫长了一些。

　　精耕细作的道路走不通，城市化的办法又远水不解近渴，那怎么办？聪明的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办法，叫做“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就是农业在纵向上实现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在横向上实现高度的专业化分工。这个路径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只是人家的基础是规模较大的农场，一体化活动的主体是农场主以及由农场主组成的各种合作社。我们的“产业化”本质是“企业化”，很多情况下农民成了涉农公司的雇工，而公司才是所谓产业化活动的主体。这个情况下，农民作为雇工，收入也可以增加，但他已经不是道地的“农民”了。

　　难道中国农民只有变为雇工才可以增加收入？——本来由农民扮演主角的缓慢的规模化经营过程似乎是农业发展的方向，现在要由政府推动走上了一个“企业化”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何处？

　　作为学者，我在密切关注这个历史事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