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的生育权也应保护

　　最近有丈夫状告妻子，要求法院保护其生育权而败诉的案件。

　　这两则案例一是：王某与杨某结婚后，杨某怀孕，因没有办准生证，二人协商后由杨某给王某写了“在两年内生子，如不生，自愿赔偿生育权安慰金78500元”的保证书后堕胎。堕胎后杨某即外出打工，再没有怀孕。两年后，王某即起诉杨某要求其履行承诺，否则赔偿侵权赔偿金。一、二审法院均判决驳回了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承办此案的河南省南阳市

　　另一则是福建省漳州市一妻子私自堕胎，丈夫要求精神赔偿案：戴某与黄某结婚后，妻子黄某怀孕，二人因钱财问题引起争执，黄某起诉要求离婚，丈夫戴某同意离婚，但反诉妻子支付其精神损害赔偿费5000元，理由是妻子私下引流了他们已经7个月大的胎儿，福建省南靖县法院在判决双方离婚的同时，驳回了被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承办本案的法官分析说：“夫妻双方既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但在原告怀孕以后，胎儿就成为原告身体的一部分，而被告的生育权只能通过原告来实现，如果双方意见一致，被告的生育权就能够实现，如果双方意见不一致，则只能依照原告的意愿决定，可见被告的生育权实现是有条件的。被告生育权的实现，不得侵害原告的人身自由权(见《人民法院报》2005年12月1日第4版)。

　　上述两则案例透露出的信息告诉我们，司法实践中对男方生育权保护的认识是混乱的，保护几乎是谈不上的。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男子的生育权还是不是权利，应当如何保护？在受到侵害后如何给予救济？

　　笔者认为：首先，男子的生育权是法律规定的权利，在我国《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都有明确规定，这无须怀疑。那么，是权利就理所当然受保护，受到侵害就应当给予救济；否则，就不能说它是权利。以上两个案例，尤其是后一个，法官就没有把男子的生育权作为一种权利看待，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次，对男子的生育权该如何进行保护和救济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每一种权利都有其特殊性，男子生育权的实现在于对配偶的依赖，因此，对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也不能不从其特殊性出发。男子的生育权作为一种权利，是指他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生育和不生育的权利和自由。他如果选择不结婚，或者虽然选择结婚但与配偶协商好不生育，则任何人都不能对这个选择进行干涉，否则就是侵犯其生育权，这时其生育权进行保护和救济还比较好办。但如果他选择了结婚而双方又没有就生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那我们通常就认为女方有帮助男子实现生育权的义务(当然从另一意义上这也是实现自己生育权的方式)。但由于女方也有生育和不生育的权利和自由，但如果女方只考虑自己的权利选择了不生育，这时法律也不能为了实现男方的生育权强制女方生育，这是保障女方生育权的需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生育权的实现是以牺牲男方生育权为代价的，这时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两个权利进行平衡和协调。上述两个案例恰恰没有考虑这两种权利的平衡和协调。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决：如果结婚后，女方无身体方面的疾病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坚持不怀孕的，可以认为是对男方生育权的侵害，应当给予救济，救济的手段一是支持男方的离婚请求；二是给予适当的赔偿。如果是女方怀孕后，不是由于身体疾病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私自堕胎的，同样也是对男方生育权的侵害，其救济手段也是同样的，但在赔偿数额方面要比前一种情形要适当提高。这样即是对男方生育权的保护和救济，也考虑和顾及到了女方的生育权。

　　作者系武夷学院管理系法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奚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