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衡量性别平等的数据

　　GDI即性别发展指数，GEM即性别赋权指数

　　“三八”节快到了，眼看着各界女同胞热火朝天参与各种活动和得到的福利，不仅羡煞了男同胞们，似乎也说明性别平等的推进已相当不错了，但实际情况到底又如何呢？

　　要确切而有根据地说明性别平等的情况，必须依据GDI与GEM这两个重要指数。

　　今天，人们大都知道根据GDP数据来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而对于GDI与GEM，则可能相当陌生。实际上，GDI与GEM两个数据也集中反映了社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人的发展与妇女发展的状况。这两个指数是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于1995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既倡导和显示了国际社会致力于推进性别平等的总趋势，也体现了妇女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目前，根据这两个指数来测评、说明性别平等的状况，已经逐渐为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及公众所接受。也就是说，以这两个指数大致可准确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性别平等的情况，并且得知其在全世界的排位顺序。人们常说挪威是性别平等的天堂，以GDI与GEM进行测算，数据确实吻合。2002年，挪威的GDI和GEM分别居世界第三和第一。对于中国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来说，GDI与GEM当然也是两个不可或缺的评价指数。因为说到底，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都是为了人有更好的发展；而占人类一半的女性能否得到平等的发展，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举足轻重的一个方面。GDI一般称为性别发展指数，GEM一般称为性别赋权指数，这两个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性别平等状况最基本的数据标准。根据这两个指数，可以显示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男女两性处于怎样不同(或同等)的社会等级地位及具有怎样的生存质量。在某些情况下，根据这两个指数所作的评价，与人们仅凭外在印象和感觉所形成的看法可能相去甚远，甚至大相径庭。

　　GDI着重测量的是人类(男女)基本能力的不平等。人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需有一些最基本的数据进行描述。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是HDI，即关于人类的人文发展指数，它包括三个方面的数值:其一，预期寿命，其长短说明人们对于自身身体健康及生活条件与医疗保健条件的信心；其二，受教育程度，其高低将预示人基本的发展能力。如接受了必要的、良好的教育，就意味着掌握了较多的知识与技能，同时也意味着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和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具备了更高的个人发展能力；其三，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其高低表示可能达到的物质生活水平，如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800美元，即意味着达到了初步小康的水平，而高标准的全面小康则需人均年GDP达到4000美元。GDI的测评思路与HDI是一致的，在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GDP)的时候，都十分注重于人的基本能力的评估，即将人的发展，而不只是把经济当作社会发展唯一的衡量标准。不同的是，GDI更着重于测评男女两性在基本行为能力方面的差距，重点显示的是女性因为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而形成知识能力限制所导致的发展能力限制。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女性中文盲所占比例较高，同时还有大批女童失学、辍学，或有对女生进入各级学校的歧视等，就意味着在提高妇女知识能力上存在一定障碍，女性的基本行为能力也因此与男性存在较大差距，并预示大部分女性在就业和进入专业工作职位方面落后于男性，致使她们的劳动就业、经济收入、社会与家庭地位、个人成就取得方面相应也较低，女性群体的发展能力欠佳。显然，根据女性群体受教育程度这一关键性数据，是可测定其基本能力(知识能力、工作能力、发展能力)的，而所测数据与男性差距越大，或与GDP与HDI背离越远，亦显示性别发展不平等情况越严重。反之，则说明性别平等情况良好。如在1995年联合国报告中，中国的GDI排序为世界第71位，属中下水平，但比中国HDI排序却前7名，显示性别平等状况还算不错。而到2002年联合国报告显示，中国的GDI排序下降了6名，主要影响因素是女性(包括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就业困难、男女实际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GEM着重测量的是男女两性平等参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状况，也意味着女性是否真正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在新中国发展的五十多年中，男女平等一直是国家宪法规定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由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正式向国际社会宣布，男女平等确定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因此，从国家与法律的角度看，性别平等在中国是受到高度重视和有力保障的。当然，也要看到性别平等又并非只要依据法律条文就可轻而易举地实现的。据测算，1995年中国的GEM排序为世界第23位，显示中国妇女在公共事务参与方面处于世界中上水平。其后的几年，因各类管理、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下降，致使中国GEM世界排序又有所下降。

　　GDI与GEM是枯燥的测算，但这两个指数的提出与广泛运用却意义重大。这不仅印证了推进性别平等已进入世界发展的主流，而且致力于提升GDI与GEM，也成为众多国家或地区贯彻新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基本途径。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教授、博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