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改革不可动摇》续谈

　　周：是的。文章提出，一切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并尖锐批评了当前否定改革的部分言论倾向。

　　记者：“皇甫平”的署名，15年后重现江湖，让人联想起1991年发表于《解放日报》，倡导改革深化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此系列评论曾被人评价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围绕《改革不可动摇》，学界及民间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议，充斥网络，更有人指出，“改革开放的拐点时刻到来”，“又到思想解放时”。您作为文章的作者，身处舆论中心，不知有何感想？

　　周：有历史记忆“恍惚重来”之感。

　　记者：文章的发表以及产生深远影响，都有一个时机的问题，15年前的“皇甫平评论”可谓切中时势，这一次，您再度开言改革，是否也是适逢时机？

　　周：是这样的。15年前国内外政治风波不断，有人想以“反和平演变”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定改革开放。当年“皇甫平”文章提出推进改革开放，产生巨大影响，也引起激烈论争。今天我们面临国内矛盾凸现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相交织，社会上对当前遇到的改革中的新问题新矛盾正议论纷纷，出现一股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倾向。于是《改革不可动摇》文章应运而生，提出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深化改革目标，由此又引起一场与15年前类似的论争。

　　记者：为什么不更早出来发言？

　　周：我实际上也观察了相当一段时间，之所以选择在今年年初说，因为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个规划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这是个很有利的阐释时机。还有今年是结束“文革“三十周年。我觉得不能再等了。要是让那些不正确的言论渐成气候，可能会困扰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的决心。

　　记者：您写文章讲“识、胆、略”，发表这样轰动的并带有某种指向性的文章时，是否也会有策略上的考虑？

　　周：这一次我很讲策略，最初是在东方网上首发，网络上面可以反对，可以支持，比较自由，这不会成为正式的论争。而1991年是在上海的党报上发表。这次我是作为一个退休者，依靠自己对社会情势的见解，发出醒世微言。海外媒体揣度我言论的背后动机时，我马上在网上回应答编辑问，把来龙去脉讲清楚，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怀疑和猜测。及时澄清，这也是策略。

　　记者：有人评价，《改革不可动摇》中的观点并不新颖，它所以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全靠“皇甫平”的署名。

　　周：“皇甫平”是个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署名，这一次被用出来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没想到这个署名还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已经退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原来只想努力就改革发表一点意见而已。当然这也是我今年要写的重点文章，我翻阅了很多材料，经过一段时间酝酿，也征求了一些意见，文章并不只是我个人的智慧。

　　有些尴尬的是，因为这个署名，我在文章中真正想表达的意图反而被部分遮蔽了。我想说的就是，对改革反思的各种意见不应该导入姓“资”姓“社”的制度之争，而应该是改革如何深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我试图在文章中揭示，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这个公共品包括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环保等诸多方面。因此，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从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转变为一个以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才是当前深化改革，解决民众诸多不满意的关键所在。

　　记者：这一次改革的争论较之15年前的争论而言，有无本质上的差异？

　　周：15年前的争论，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四篇评论也主要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把“反和平演变”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从而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而现在，改革利益趋向多元，争论的实质已经转移到利益格局之上，更多关系到民生问题。当然，也有人把改革中的利益多元化问题拿到意识形态上来做文章。

　　还与15年前不一样的是，当时尽管有主流媒体批判，但民众心里还是支持我的。而今天，主流媒体沉默，民间驳斥之声汹涌澎湃，为什么？因为恰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基本都是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有些人误以为我似乎在为看病难、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辩护，这实在是个误会。这个时候更需要良心和勇气了，我说了自己认为正确的必要的话，而不被大众情绪所感染所左右。

　　记者：那么改革目前所遇到的弊端的症结到底在哪？

　　周：归于一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没有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显得滞后了。如果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跟上的话，改革就要遭遇瓶颈。

　　从职能上说，政府要回到社会公共服务的本位上来，现在我们的政府偏偏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依然在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未能真正承担起政府应做、可做，市场却无法做到的事，比如对公共需求品考虑不够，富余财政也没及时向公共事业倾斜。以前讲经济发展了，一切都水到渠成，但现在显然许多问题还滞留着。你只是改善了市容，营造了城市，高楼大厦多了，美化了，但对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在累积着的问题解决不够。

　　记者：有人说您的言论置民生疾苦不顾，鼓动改革是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代言？

　　周：改革，我是得益者。一个农家子弟一步步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改革才有的。我能有机会有平台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皇甫平”的文章，推动思想解放，这也是因为改革才有的。但我绝不是那种依靠腐败，损人利己，以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得益者，我更不是什么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些自有时间、公众、历史、实践去检验。

　　客观说，包括弱势群体在内，大家都是改革得益者。改革把综合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人民的生活也提高到小康程度，大家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发展和平等的权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至于改革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解决的。

　　我写文章的本意还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我不否认改革中的诸多问题，不否认弱势群体在改革中被边缘化的遭遇。但如何解决？煽动仇富情结，制造对立情绪，能解决公平问题吗？全盘否定国企、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的改革，能够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的问题吗？

　　记者：如何面对在改革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如何正确对待这些对于改革相对激奋的负面情绪？

　　周：现在容易让人模糊的是，似乎凡是为穷苦老百姓说话就是好的，但问题是，怎么样为老百姓说话？

　　我们现在不能过分强调贫富的差别，过分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知道，科学发展观的要害核心还是促进发展，而贫富差别的存在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不能让贫富差距拉得过大，应当关心帮助弱势群体，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贫富差别的缩小还是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今天贫富差距的拉大，引起民众关注，是与忽略了公共品的提供有极大关系。社会主义优越性和重要的表现，是在提供社会公共品的公平和公正上。过去我们在经济发展不快，民众温饱尚没有解决的前提下，政府注意提供公共品，教育收费低廉，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保障，住房是公家分配，公共交通便宜等等。这才有虽然贫穷但依然感觉公平。改革后，经济发展了，个人收入提高了，私人品的供应充足了，但社会提供的公共品不足，公共品供给不仅短缺，且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成问题了。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贫富收入的差距也很大，但由于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公共品比较平等，穷人富人一样享受，社会矛盾就不突出了。

　　现在有些人把贫富差距等问题统统归咎于改革，这就把问题提升到社会制度层面去认识了，认为中国的改革走向资本主义。其实只要客观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公共品的短缺低效问题，恰恰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记者：网络上反对您的声音，您做过大概的推测吗？

　　周：相当部分是年轻一代，他们没有过往历史经验的教训，容易被情绪感染。还有学界一些不同观点，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

　　这还有一个对比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怀念建国之初的时候，当时虽然经济落后，但注意公共品的配给，比如住房、暖气等都由单位包揽，看病有报销，上学有助学金，一下子让人觉得新社会十分优越。

　　我倒不认为驳斥我言论的多为改革的失意者，这一代人吃过历史的苦，但他们未必这么愤激，因为经历过动乱年代，历史经验告诉他们，进步还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经济繁荣，畅所欲言，能够通过网络随意发言，这些都是改革带来的。

　　记者：有些攻击言论给你带来困扰和压力吗？

　　周：受到攻击说明有影响，我就怕文章石沉大海。引起争议，可以促使大家思考。这个时候应该有静气，我已到耳顺之年，几篇反对文章算什么？我自信，舆论已经不是一边倒的年代了。我自认站在真理的一面，顺应潮流的。不求个人安稳，有话就要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我家里人不赞成我写文章，说一篇文章能改变什么？我说，一篇文章是改变不了什么，但作为老报人、老干部，应该有“改革成败，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我想安度晚年，但我还有一支笔，就这么一支笔，能为民众说说话。

　　记者：目前的反驳意见会不会像15年前一样，诱发更大规模的、超出论争本身的反击？

　　周：目前还没有这个趋势，而且现在应该不会再像15年前那样了，有组织的、上纲上线的批判，这个我还是有信心的。

　　记者：当年“皇甫平”评论，你受过扣帽子、抡棒子之苦，但现在有人批评你对反思改革者以扣帽子，抡棒子？

　　周：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探索。我们常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说边改革边反思边完善边前进。我并不反对反思改革，我的文章也是反思改革的结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年来提出和谐社会论，提出科学发展观，也可以说是反思改革的成果。我只是主张正确的反思，而不是以此为名扼杀改革深入的必要性。反思改革应是在推动改革中反思，不应该阻碍改革反思，反思市场经济，要分清楚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总不能因为反对权贵市场经济就把好的市场经济也反对掉了……

　　记者：有人批评您对贫富差距太过宽容，是因为你身在高位，无法真切调查研究问题的严重程度？

　　周：退下领导岗位后，我离开“庙堂”，来到“江湖”，接触社会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也许我是全面调查不够，但我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也在看相关材料和书。我了解到，我国一次分配中存在严重的不规范现象，如垄断行业和无偿占用全民资源的企业获得过高的超额利润，政府机构和教育卫生行业存在严重的违规收费的“伪改革”现象，还有权钱勾结的经济犯罪，等等，使得社会成员在市场竞争中机会不平等，权利和权益被侵犯，造成社会不公正。此外，收入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而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使得原本匮乏的二次分配资金与需求之间形成更大缺口，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再有如我上面提出的，人民群众对公共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投资型的财政体制对公共品的供给和服务不到位。如此等等。

　　所以我在文章中强调，改革的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并不是对贫富差距的太过宽容，而是改革实践给予我们的有益启迪。

　　记者：有人指斥你患有市场膜拜症？

　　周：你看看全世界，哪个国家的经济进步不是靠市场经济获得的，这已经是被证明的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况且我们的政府宏观调控还抓得很紧，前些年，老百姓批评政府介入太多，计划成分太浓，才几年现在又批评市场成分太过分。民间情绪和声音，要重视，但不能一味为其左右。

　　记者：15年前的评论之后，邓小平很快南巡，文章指点江山的现实作用凸显，这一次的思想论争，您会觉得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现实层面？

　　周：我想这场争论会影响高层决策的。过去政府一度只关注ＧＤＰ，关注经济增长。欣喜的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有意识在注意纠正，科学发展观已经有了全面的阐释。什么叫全面？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推动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叫全面。什么叫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地区、经济社会、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可持续是更注重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生态的协调。

　　解决贫富差距说到底是最棘手的，听说江泽民同志就曾表示，自己主政13年，贫富差距的调节是最难的，因素很复杂。但是现在，我们网络上流行“劫富济贫”的思路，主张开征什么物业税、遗产税，等等。物权法也流产了。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少富人，究竟富到什么程度？富人的财富也是社会财富嘛，一味鼓吹这个，穷人非但得不到好处，还会迫使富人的财富流到国外，对创造社会财富又有多少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