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萍如何到郝思嘉？

　　2002年春节期间，当时才19岁的乡村女教师徐萍为了筹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身。此后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直至两年后道德的自责与身体的病疼行将压垮她时才停止了卖身生涯。（见《南方周末》2月23日）

　　《乱世佳人》是一部关于人与土地的杰出电影，也是一部关于苦难与担当的电影。剧中主人翁郝思嘉从昔日一位游手好闲、轻浮虚荣的千金小姐慢慢转变成一位在苦难面前既

　　毫无疑问，乡村女教师徐萍与郝思嘉有太多的相同点：她们同样遭遇了多舛的命运；同样拥有坚强的责任感；同样愿意为了家庭的幸福敢于付出一切。但显然，徐萍和郝思嘉还有不同的地方：徐萍为了挽救家庭出卖了自己的肉体，从而出卖了尊严，而郝思嘉却没有。

　　或许，如此对比两位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文学形象”和“现实人物”会显得非常的唐突和不合时宜。然而，我仍然坚持认为，没有绝望的环境，只有绝望的人。当苦难当道，当我们艰于呼吸时，我们仍然需要秉持“积极生活”的坚定信念，我们必须保证在我们被命运所抛弃的时候，不被自己第二次抛弃——这是我们所有力量和希望的源泉。

　　徐萍的人生无疑是艰难的，她宁肯出卖一个女孩子的童贞也不让她的家庭沦落的精神让我们铭记。但这种非伦理的举动并不能就此获得正当性。即使我们承认人性的异化源于对生活的绝望，仍然不能消解徐萍出卖肉体以保全家庭所具有的“消极意义”。人生而多艰，如果一遇到苦难，就诉诸于肉体的出卖，那我们丧失的不仅是肉体的纯洁，还有人格和尊严感的神性光辉。

　　我还想到了另一部杰出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主人翁安迪是一个坚定的不妥协者。即便身处无边的铁幕之中，他仍然是一个“积极生活”的人。他没有像一只狗一样匍匐在苦难的面前，摇尾乞怜，相反，他时时刻刻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并时刻准备奔向“自由”。可以说，相比郝思嘉，相比安迪，徐萍在“个人自救”的道路上都误入了歧途——她显然是以“消极生活”来对抗命运的嘲弄。

　　积极生活还是消极生活，自暴自弃还是寒梅立雪，徐萍回归郝思嘉、安迪之路看似一步之遥，其实无比漫长。

　　(稿源：红网)

　　(作者：张若渔)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