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教育重负何时不再引发个人悲剧

　　文 王石川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平时是天使，周末是魔鬼”。2002年春节期间，作为长女，19岁的乡村女教师徐萍为了筹集三个弟弟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身。此后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直至两年后道德的自责与身体的病痛行将压垮她时才停止了卖身生涯。（2月23日《南方周末》）

　　这是一起让人黯然神伤的悲剧，但与其说是一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家庭的悲剧，甚至说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熟悉的关键词，比如教育、看病、乡村教师、农民致富等等，当然还包括卖身。这些词语，哪一个我们不是耳熟能详？我们对某些词语甚至有切身之痛。因此，徐萍的不幸是一种寓意丰富的隐喻。

　　徐萍的大弟弟读大学，二弟和三弟读高中，三个人的学费一年至少2万元。学费重负使得徐家旧债未还新债又来。“一个高中生拖累全家，一个大学生拖垮全家”。两个高中生和一个大学生带来的压力，无疑使景遇不佳的徐家举步维艰。这起悲剧的生成，节节攀升的高昂学费难道不是幕后的推手吗？

　　徐萍之父徐恩怀积劳成疾，1997年被切除胆囊，后来肝功能也出了问题，不但欠下上万元的医药费，而且身体再也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工作。“一个学生让你家徒四壁，一个病人让你四壁漏风”。显然，居高不下的医药费直接导致了徐家雪上加霜的境况。因病致贫的悲剧再次在现实中上演，我们从中也可窥到医保在农村的缺席。

　　徐萍在2004年5月转为公办教师后，拿的仍是300元/月的工资，工资被拖欠更是家常便饭。乡村教师的困境让人揪心。曾有过报道，陕西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这是一个群体的隐痛，却折射出中国农村教育的隐伤。徐萍的遭遇显然是乡村教师集体困窘和不幸的缩影。1994年，徐恩怀从当地“农村基金会”里借了14万元买了卡车，但高额的管理费和三次车祸，彻底击垮了这个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农民。2002年，基金会为了催债甚至动用法院查封徐家的房子。农业、农村、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徐恩怀一家的遭遇让我们再次发问。

　　徐萍的遭遇一经在网上披露，引起网友强烈的共鸣，许多人抱以同情，甚至有人向她献上敬意。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同情徐萍，而是因为与徐萍同病相怜，才显得如此情难自禁，因为对于上述的关键词，我们或多或少都感同身受。可以说，如果医疗、教育体制不以民众最大的福祉为出发点，类似的悲剧就很难绝迹。

　　面对徐萍的悲剧，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学费不畸高，如果药价不虚高，如果医疗有保障，如果乡村教师的待遇没有如此寒碜，如果农民致富有多种途径，徐萍一定不会选择卖身这条屈辱而辛酸的道路，也一定不会有灵与肉的挣扎和煎熬。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假设之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回避徐萍所遭遇的痛楚，我们才有理由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是一个时代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