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从何处切入？

　　新闻背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做好我省“三农”工作、推进跨越式发展、实现奋力崛起的客观要求。针对安徽的实际，有关部门提出要在抓住加快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核心的同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认为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对话人：

　　省发改委副主任张韶春

　　本报记者陆列嘉

　　记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有何重要意义？

　　张韶春：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很多，在坚持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这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问题的需要，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快安徽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滞后，社会事业发展缓慢。我省旱涝保收农田仅占总耕地面积的62%%，绝大部分乡村道路为自然土路和无路状态，不少地方农民饮用水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不足5%%，应住院治疗的农民中有75%%左右因经济困难未住院……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的供需矛盾已成为安徽农村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我省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实行城乡分治的双轨制，城市的公共事业由政府来承担，农村公共事业主要由农民自筹资金建设，从现实来看，2005年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641元，无力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因此，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既是坚持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也是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责。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改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产品质量，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农村公路、水利、住房、能源、通信等建设，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可以显著增加农民在本地就业和外出打工的机会，促进农民增收。此外，投资需求的扩大可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记者：当前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领域在哪些方面？

　　张韶春：从安徽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出发，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淮北大堤加固、白莲崖水库、涡河和沙颍河近期治理等重点治淮项目建设；着力建设一批大型排涝泵站，进一步提高抗旱排涝能力；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进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抓好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发，大力实施种子工程、优质粮产业示范工程、农业科技信息化工程和农机富民工程，加快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体系建设；加强林业生态体系建设，继续实施长江防护林、退耕还林、平原绿化、江淮分水岭地区“把树种上”等重点林业工程。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到“十一五”末，基本实现所有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沥青路；尽快完成村镇规划编制工作，切实解决人畜混居问题；加大农村改水改厕力度，实施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力普及沼气，在适宜地区建设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建设，综合利用畜禽养殖业废弃物和农作物秸秆。

　　农村社会事业。农村教育方面，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两基”水平，逐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发展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农村卫生服务能力方面，加快建立覆盖全省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增强县级综合医院、中心乡镇医院的服务技术和能力；农村公共文化方面，推进县“两馆一站”建设，提高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方面，建立农村居民“低保”制度，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政策。

　　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加强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工作，积极培育一批合作组织法人或龙头企业主；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教育培训机制，扩大教育培训规模，提高支持补助标准；统筹建立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网络，加强跨地区就业管理服务，为外出务工农民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

　　记者：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我省应该采取哪些保障措施？

　　张韶春：保障措施主要在四个方面：即科学制订规划、多渠道加大投入、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和提高供给效率。具体来说，在尽量多争取和落实国家投资的同时，地方各级政府也应进一步增加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在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过程中，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和“量力而行”的原则，采用“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方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客商、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社会力量投资。要以农村综合体制改革为契机，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以事权定财权，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责任和范围。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同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实现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动”转变，扩大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参与决策权。此外，还要切实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