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

　　今古齐观

　　人的名片冷了，城市的名片开始热了。早几年，有些人在名片上很喜欢罗列头衔，长长的一串，一旦大家都觉得可笑，也就悄悄地没有踪影了。城市名片，其实是城市的“十大”或“×大”，换了个名堂而已，犹如“研讨会”的称谓，似乎不够档次了，就代之以“论坛”或“峰会”。同样可笑的是，有的城市把美女放在名片首位而引起了轰动效应，别的

　　名片的历史有多长，是专业人士考证的内容；从名片本来叫“刺”或“名刺”这一点来推断，短不了。元稹《重酬乐天》诗曰:“最笑近来黄叔度，自投名刺占陂湖。”黄叔度，东汉名士。显然，当时“暂出已遭千骑拥，故交求见一人无”的元稹，借此表达了缺少白居易酬唱的孤寂。再往前溯，《梁书·江淹传》里有:“永元(齐东昏侯萧宝卷年号)中，崔慧景举兵围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称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见。”这里是说，南朝萧齐的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反叛，在包围京城不过短短12天的时间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以为大势已去，纷纷递上名片表示归附，而这位以“江郎才尽”闻名后世的江淹独独没有，因此大家觉得他很有远见。

　　刺或名刺，还是东汉时的叫法，缘于纸没问世的时候，人们在拜访通名时削竹木写上自己的名字，所以叫“刺”。名片的历史如此悠久，就免不了留下许多故事。

　　宋朝张世南《游宦纪闻》说，他家藏有元祐(哲宗年号)十六君子名片。根据这一记载，今天也能知道那时的名片是什么样子。比如秦少游的，“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黄庭坚的，“庭坚奉谢子允学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黄庭坚手状。”据张世南的考证，这个子允名叫常立，“当时亦在馆中”。宋袭唐制设三馆，入馆阁者必须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不管子允究竟是谁吧，张世南从家藏总结出，当时的名片“或书官职，或书郡里，或称姓名，或只称名；既手书之，又称主人字；且同舍、尊兄之目”，认为“风流气味，将之以诚”。张家这些名片是刻意留还是无意留，不大清楚；同朝周煇《清波杂志》载，他爷爷有不少药方都是写在人家的名片背面，属于无意留。有趣的是，把纸翻过来再用，是宋朝的普遍做法。明朝张萱说过:“余幸获校密阁书籍，每见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编》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牒、笺启之故纸也。”校注《清波杂志》的刘永翔先生也说:“今上海博物馆所藏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即以宋人文牒、启札纸背印成，可证张说。”这倒是可以给今天建设节约型社会提供一定借鉴了。

　　《菽园杂记》载明朝的时候，十三道御史与六部各司之间的公文流动要落款签名，有的御史觉得自己有能跟上面说话的方便，比较牛气，“署名字文寸许”，比别人的要大。有位郎官讨厌这种做法，口占一诗:“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何如？虽于事体无妨碍，只恐文房费墨多。”在近人瞿兑之的《杶庐所闻录》里，把该诗应用到了名片上，并有进一步的发挥。说清朝的翰林官“用大字名柬，其大几遍全幅”，而明朝嘉靖以前“尚只用蝇头小楷”，乃讽之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如今一纸糊涂账，满脸松烟不识羞。”该书还对清朝的名片规制有具体的描述:“名刺用红纸印姓名，字之大小约方一寸，居纸之中而略占于右上。京官所用字稍大，外省则尤小焉。率请时下名手，写而刻之。”另外他还说，“外国使领及传教师慕翰林虚荣，亦用大字名刺”，这该是中华风尚“同化”的威力了。

　　1793年，借给乾隆帝祝寿之机、试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见识过更大的名片，那是受皇帝派遣专门从保定赶到大沽欢迎使团的北直隶总督梁肯堂的。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其名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对此有具体的描述。刚打上交道，梁肯堂“很快就发现英使对礼仪一无所知”，因为到马戛尔尼说话的时候，他只顾提自己的要求，而对接待他的皇帝谕旨表示感谢这个礼节问题只字未提，“好像在他看来那是无关紧要的”。于是，梁肯堂奏折照写，什么“该贵使向上免冠竦立”、“极为感激欢欣”、“极诚敬”之类，管它是不是自欺欺人，但事实上已开始跟英使保持距离。第二天一清早，他说拜访马戛尔尼，然而，他“想接见马戛尔尼，而又不愿意被马戛尔尼接见”，就送一张大红纸做的巨大名片，多大呢？“把它打开的话，足可把房间的墙都盖上”。

　　那么大的名片，自然是要吓唬马戛尔尼的，但是，此后仅仅不到5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就轰开了我们的国门。由此想到，倘若城市还是那个城市，专注于噱头般的名片又能唬得住谁呢？

　　田东江文赵晓苏画